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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是才高者容易犯错误，而且犯了错误，就难以纠正，一条道走到黑。当年的苏联人看我们的大跃进时的政治，说当时的中国就像被一个酒醉的司机开上了悬崖边上山路的公共汽车，但是却没有乘客能够制止这个司机。

说到底，*政治，就是一个不大容易犯错误，尤其是犯大错误，即使犯了错误，也容易被纠正的政治。

当然，*政治也是一个对领袖比较无情的政治，只要输了，不管实际是谁的责任，领导者都要背着。选民断然不会自责，说自己愚蠢，所选非人，议会也不会自责，当初乱干预，只要出了问题，领袖只有一条路好走，夹起皮包走人。

最后，政治毕竟不是下棋，不可能全民都来支招，只能选出一些职业政治家，让他们来专业支招出主意，其它的人，远远地看挂盘讲解就是（往往不看人居多）。*政治选出的支招的人，必须得懂棋，懂得游戏规则，而且遵行规则，如果完全是外行，不懂规矩，那么集体下棋，就会变成集体斗殴。因此，实行*政治的国家，必须有相应的公民文化，老百姓和政客，都得会讨论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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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法案需要阳光制度

有关官员财产申报的“阳光法案”，近来吵得热热闹闹，就目前我的观察，这个法案能否出台，已经成为官民矛盾的一个结，这个结不解开，官民两边都不自在，相互的不信任感会越来越深。

但是，在目前的中国，出台阳光法案，还需要相应的制度建设，没有相关的制度配套，阳光法案即使出台了，也可能没有阳光，反而是昏暗的混乱。目前中国官员的收入，其实是一笔糊涂账，之所以糊涂，倒不见得都是官员个个都想让它糊涂，我们的制度本身就使得它糊涂。即使级别很高的官员，账面上的工资收入，实际上都不高，在目前的官僚体系中，也不是没有主要依靠这些工作收入生活的官员，但是，相当多的人，除此之外，还有大笔的灰色收入。公然*者，我们不用说了，那是任何时代都不能容忍的，但是，在正常收入和黑色收入（*）之间，还存在着一个相当宽阔的灰色空间，有时候，甚至灰色和黑色之间，也没有一个泾渭分明的界限。在当下盛行官本位的中国，做公务员，不仅地位高，收入稳定，还有相当的尊荣，相信多数人，不见得非要安着心违法乱纪，贪污*，这样做，毕竟有很大的风险，一旦败露，全盘皆输，前面的努力都白费了。

官员财产申报的障碍，在很大程度上，在于这些灰色收入。而这些收入，其实多半发生在官员的公务之中。让人想起当年清朝雍正年间的养廉银改革，面临的问题，有几分跟今天类似。明清两代，地方官的薪俸不高，仅仅凭俸禄，官员一家大小虽然不至于喝西北风，但肯定过不好，清官海瑞做知县，给老母亲过生日买块肉都得掂量掂量。但像海瑞这样的傻冒，毕竟不多，多数的地方官都有灰色收入，活得很滋润。最大一块灰色收入，来自钱粮的征收。那时候征粮，原则上说是有损耗的，所谓鼠耗和雀耗，因此需要在限额之上，多征一点，多征部分，被称为羡余。征税的时候，需要把散碎银两集中融化，铸成标准的大元宝，因此，也有损耗，因此也要多征一点，被称为火耗。两项加起来，并称为耗羡。

在实际的征收过程中，没有那个笨伯损耗多少，加征多少的，肯定有富裕，富裕的部分，就成了官员和胥吏的灰色收入。灰色其实也是分深灰、中灰和浅灰的，因为所谓耗羡到底多征多少，其实没有个准数，可以加1％，也可以加8％，说起来都有道理，较真起来，都算贪污，不较真，谁都没事。那个时候，官员的职位，也有肥瘠之分，既有地域差距，也有职位分别，因此，灰色收入，在官员本身，差距也很大。雍正养廉银的改革，就是耗羡归公，但是在耗羡之中统一提取一大笔钱，叫做养廉银，发给官员，这笔银子，大大地超过原来的工资，即使清官，靠这笔合法收入，也能过的不错。

因此，阳光法案的前提，是要在制度上要把跟官员职务有关的灰色收入厘清，放在阳光下，根本性杜绝任何职务馈赠，在法律上划出一条清晰的线来，只有白和黑，不再有暧昧的灰色。当年雍正无法对官员的收入实行监控，但现在的金融手段，则可以做到。我相信，只要保障官员的合法收入能在在社会中等以上，住房、医疗和退休有保障，阳光法案就会顺利出台，而且能起到防止*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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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寻“以人为本”里的人

记得“以人为本”这个词刚提出来的时候，是个商业广告用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