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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计多半是出自吃不到葡萄不说葡萄酸，但却有无限性想象力的文人们。黑个头发白个肉，符合古人对美女的基本定性，乌发委地，光鉴可人。比“沉鱼落雁”之类，可把握得多。对比白个头发黑个肉，岂不是“一块好羊肉，却落在了狗嘴里”。

喜说钱柳遗事者，多半对柳如是感兴趣，扬柳抑钱者多。不止因为柳是名妓，有色有才，足以充分激起男人们寡人有疾的偏好，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柳如是的胆略才识，居然远远高过比她年长40岁的钱谦益。在民族危难之际，人们最感兴趣的恰是这种男女的对比和反差，有气节，有见识的是女人，而大男人反而窝窝囊囊，束手做了降臣。这里，既有男人和女人的反差，更有朝廷重臣文坛领袖与青楼*的反差，在一个特讲究绅士道德的男权社会，这种反差，特别具有反讽的意味。虽然说乐于做这种反差对比的文人们，自己事到临头未必做的比钱谦益好，但事后说人总是容易些。况且，我们这个民族，一向有喜欢拿男人开心的传统，编怕老婆的故事是一种，还有一种是喜欢在编排武戏的时候，让男人打不过女人，薛丁山打不过樊梨花，杨六郎打不过穆桂英。钱柳遗事，本质上也是另一种男人被女人打趴下了的故事。

故事其实都是男人编的，中国男人，自轻自贱的传统，在鲁迅先生没有写《阿Q正传》之前，就已经摆在那里了。临难一死报君王的英雄好汉，多在正史的忠义传里，即使被写进戏剧小说，他们的形象也远不如那些被女人比下去的男人更吸引人。一些估计也守不住气节的男人，嘲谑另一些已经守不住气节的男人，拉来女人做对比，在肉麻有趣的嘲谑中，所有没骨气的男人在时光中的尴尬，悄然溜走，大家踏实地过日子。

其实，见识高才情也高的柳如是，真正的心仪之人，还是钱谦益。毕竟，在那个时代，学识和才情比钱谦益高的文人，好像还没有出世，看来，气节，并不意味着所有，否则，她自可以转过身去，寻一个抗清的死硬分子嫁了——这样的人，在明末并不少见。反过来，真正能欣赏柳如是的人，也就是钱谦益，也只有他，才可以名绅之身，将一个青楼女子，纳为正室。柳如是体会到了一个懦弱而天份极高的文人，在大动荡时代的所有挣扎，有心抗清，却不得不做降臣，顶着贰臣的头衔，忍受着新主子和旧同僚的白眼，却还跟抗清人士勾勾搭搭，在背地里写些故国之思的文字，以致于死后文集遭到查禁*，致仕退休之后，还遭逢牢狱之灾。这个时候，自己的儿子躲的远远的，只有柳如是陪伴着他。最后，当他撒手西去之时，也是柳如是以自己的一死，帮助钱谦益那没用的儿子，保住了家产。

显然，编派钱柳故事的文人们，没有注意到这个缺憾，人们其实无法解释这样一个事实，一个贰臣，无行的文人，居然会有如此的艳福和幸运，而这幸运和艳福，是来自一个很有气节的奇女子。末世的道德批判，在一个古老的商女遗事中，悄悄留下了遗憾。到了另一个末世到来的时候，清末的名妓中，已经根本找不见柳如是的踪影，文人的故事，只好改变基调，开始吹捧名妓赛金花如何跟侵略军头子睡觉，挽救了全城百姓，但是反过来，也不再拿任何一个男性名士来跟赛金花对比——大概连自我调侃的勇气都没有了。

文昌帝君的联宗故事

文昌帝君是主管文运的神，传说他名叫张恶子，又被称为梓潼神，或者梓潼帝君。最早文昌是一个星宿，据说是司命之宿，即掌管人的命运的，但是由于有个文字当头，变来变去，成了负责文人科场命运的神。而梓潼神张恶子，原本是梓潼一带的地方神，其来历和身世颇为可疑，好像是蛇精所化。这两种神怎么合而为一，变成了一个，实在令人费解。清末大儒余樾说，是张冠李戴，弄错了，但道士们说，没错，本为星宿化成人，历朝显灵。神鬼之事，难言之，不管怎么说，反正自元朝以后，就这样了，读书人为了自家的功名，就算对其来路有所怀疑，也得向这个本姓张的神叩头礼拜，因此香火一直都挺盛的，明清以来，每个县都有一个文昌宫或者文昌阁，里面必定供着张恶子，但文昌帝君的老家或者大本营，约定俗成，还是在四川的梓潼。

按道理，每逢天下大乱的时候，主管文运的庙宇以及神灵都命运不济，不仅香火讨不到，而且不是房倒屋塌，就是泥胎委地，因为大乱之际，人逃命不及，科举自然也就谈不上了，不开科则文昌帝君和孔夫子都没用了，自然不会有人理，庙宇用来做马厩或者屯兵，都非常正常，走的时候一把火，免得对头占了派用场，也不是没用可能。不过，凡事都有例外，明末大乱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