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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袋。上披无领袖之自制毛毡，色灰白或黑褐。头缠白色或灰色之毛线物。喜■踞地上。食物不用箸，多以手捧。烈酒为酷嗜物。有识汉语者。食物多是“番薯”和“荞麦”，由白彝耕作。白彝为汉彝混血种，为黑彝之奴隶（称娃子），黑彝俘得汉人之未杀者，即留作奴隶，初恐逃脫，常系以索，使之劳作。因山深路少，且如逃走，则捕获后更酷刑致死，故被俘者多怖而不敢逃。此等俘虏久之驯服后，黑彝或妻以彝女，以后生子生孙，均为此主人后代之奴隶，此白彝之所由来。凡一切耕种、架屋、炊爨、伐柴、牧羊等贱役，均由娃子任之。每家黑彝几乎都统治有若干娃子，而强大的“码头”（即土司下的首领）且有娃子多至数百者。屋均用木材，竖木编条为墙，架梁覆木板作顶，上压石块，防风吹覆。寝无床，多数拥披毡席地卧，亦有支石尺余高，架板作床的。无厨灶，只以三石支地，上置锅釜。对这三块石脚，异常尊敬，如有移动或加以污蔑的，有被主人殴死的危险。无文字，不与汉人通婚，间或以其获取的兽皮等出与汉人換取盐或布。汉人的官吏、军阀、地主、绅士们以及他们的政府，都是一贯的蔑视、虐待这些落后弱小民族的，除以种种狡诈欺骗诱取他们（彝民）的财物外，更为着迫使他们缴纳苛捐杂税，时常以大兵肩着“安边”、“宣抚”或“开发”的大旗，去杀捕烧房子牵牲畜。这样就积下彝民（其他一切落后小民族都如此）的怨恨，也不时成群结伙，到汉人区域来抢杀，来报复。正因为他们是反压迫掠夺的斗争民族，所以更养成他们嗜杀不驯的“野蛮”。彝民內部亦因支派人口的多寡，势力的强弱，而分出许多互相对抗的宗支，彼此亦仇视，并时常格斗抢杀。邓旅长父为汉人，被虏为奴隶白彝后，取彝女生邓旅长。因此邓旅长精通汉彝语言，并深悉彝民中的族派矛盾。他逃出后由土匪而收编任旅长，便以“做官”来收买利诱，分化各彝首，常以委为营长作诱饵，诱某“码头”扑杀另一“码头”。为唆使其最有力“码头”之弟，谓如能杀其兄，则委为团长，此人果杀其兄，携首来献功，邓即将其扣押。又恐彝众为首领来报复，又复向彝众扬言“某人不义杀其兄，彝民应除此败类”，俟挑起彝群对此杀兄之人仇恨后，又将此人杀去。这种“授刀与彝，以彝杀彝”的政策，不两年，把彝族首领杀死数十，余下的亦惴惴不安，有躲入更深的大山中的，有几个较大的“码头”，则逃往雷波方向去了（那边彝民更多）。剪除了头领以后，削弱了彝民自卫的力量，于是邓旅长便继以大军“进剿”，威逼彝民交军款，此时彝民失去了头领，彼此支族间又加深了仇恨。失去一切反抗力量了，只有俯首帖耳，任凭汉人军阀宰割，连自卫的力量都减弱到几乎没有了，当然不能再出山“骚扰”了。这即是邓旅长所以得到“歌功颂德”的本领和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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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金沙江到大渡河（4）

5月22日

昨夜行了一通宵，今早六时方到达冕宁城。城在丛山怀抱中，周围均约有二十里的平坦地，因河渠交织，土地、生产力亦不甚贫瘠。虽然通宵未合眼，且行七十里路，但一入城门，即受群众的包围欢迎，因此失去了一切的疲倦，仍然精神奕奕地招待着一批一批的来人。询问着讨论着地方情况与建立革命组织问题。据一党员谈，此地只有几个党员，多数是失业的小学教员，且很久已断绝上级的指导，所以活动的范围和效能都是狭窄微弱的，不过在我们的影响下群众则甚多。动员了一切人员和力量，上午即开盛大的群众会，成立“抗捐军”，除已有基本数十人外，当场又自动报名近百人，于是推动这百余基本“抗捐军”，队员广泛活动。下午就成立了县革命委员会，并吸收了几个彝民参加委员会。因为有着这样好的群众基础，又有正在斗争着的彝民群众，所以中央決定抽留得力干部，并由红军中抽调人员配合“抗捐军”组成一支强大游击队，在此开展更大的抗日运动。

下午得消息我先头团因未能很好的与彝民接洽，以致刚入彝境时，受到某支彝民的袭击。工兵连被捉去三十余人，但取去一切武器和财物——连衣服都脫去了——后，又赤条条的放回来了。后刘参谋长亲与某支首领晤会，详细解说红军对他们的同情与援助，于是在联合打“刘家”（刘湘、刘文辉）的口号下，消除了隔膜敌对，并与其首领饮血酒宣誓（彝民必以此方信为真诚不渝），又赠以礼物和红旗，因此才顺利的得以通过前进。

5月23日

六时出发，行十余里刚过平坝，忽对面走来十多个男女，有赤脚的，有光臂的，有以一块烂麻布遮敝下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