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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鸣翻阅一本专事追述死亡英雄的《革命英烈》杂志时发现了白灵。

鹿鸣五十年代中期在白鹿村搞农业合作化时结识了白嘉轩，在白嘉轩的门框上看到过那块“革命烈士”的牌子，他写过一本反映农民走集体化道路的长篇小说《春风化雨》而轰动文坛，白嘉轩被作为小说中顽固落后势力的一个典型人物的生活原形给他很深印象。鹿鸣读了那篇追忆白灵生平死亡的文章，竟然激动不已，连着一周东奔西颠终于找到了文章作者。作者是一位满头白发的革命老太太说她和白灵曾是同学，她和白灵一前一后被地下党转到南梁根据地。白灵在根据地清党肃反中被活埋时，她正在接受审查，就住在关过白灵的囚窖里等待活埋。此时，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周恩来代表党中央毛泽东亲赴南梁制止了那场内戕，她才幸免于难。那时候，白灵刚刚活埋三天……

鹿鸣没有惊诧而陷入深沉的思考，更令他悲哀的是，在他年过五十的今天，他才弄清楚，白灵是他的亲生母亲……

白灵一进入红军在南梁的根据地，就有一种受虐待的小媳妇回到娘家的舒展和放松的畅快感觉。她一看见那些在坪场上操练的战士，就忍不住笑得弯下了腰。令她发笑的是红军战士五花八门的服装，有的是当地拦羊汉常穿的黑袄黑裤；有的上身穿一件有垫肩的国军军官呢了制服，下身却是一条手工缝制的大折腰棉裤；有的上衣是已经开花露絮的破袄，下身却穿着乡村士财主才穿的暗花条纹绸裤。帽子和鞋更不讲究了，有的戴国军士兵制帽，有的裹一块白布或蓝布帕子。脚上蹬着的有吃饭也是一样的。无论士兵，无论大队长支队长乃至最高统帅廖军长，都在一个锅里舀取同样的饭食。没有椅凳，更没有饭桌，大家一律蹲在地上，围成一圈边吃边聊，为数不多的几位女队员，也习惯了和男队员一样蹲在一堆吃饭。白灵第一次端着打上了洋芋丝小米干饭的碗蹲下去时，忍不住又笑得差点跌倒。

白灵被安排做文化教员。一孔窑洞里摆着石头树根和顺地放着的木头，战士和军官轮流上课，轮流进出窑洞，轮流坐石头和木头。她的黑板是一扇用锅底黑墨染制过的门板，粉笔是用黄土泥巴搓成指头粗细的泥条；后来有热心的战士在山坡上发现了一种质地酥软的灰白料礓石，写出字来跟标准的粉笔锭儿相差无几，从而代替泥条。战士们则一人一根树枝在地上练写，白灵在黑板上写一划，战士用树枝在地上划一划，给战士教会了“共产党红军为人民打日本救中国‘这些字，而每个人名字就分别施教了，白灵面对那些稚气未脱的小战士，感到一种庄严和神圣，这些穿着五花八门连自个名字也不会写的大孩子，注定是中国腐朽政权的掘墓人，是理想中的新中国的奠基者，他们将永远不会忘记在这孔土窑里跟她学会了读写自己的名字。她得到上至廖军长下至小队长的表彰，也得到游击队员们的拥戴，一方面是她出色的工作，另方面则由于她活泼开朗的性格。她给游击队员教字学文化，也帮他们缝补撕裂磨损的衣裤鞋袜，报酬往往是要求他们给她唱一支家乡民歌。这些大都来自黄土高原沟沟岔岔时的娃子，操着浓重的鼻音唱出一曲又一曲悠扬哀婉的山歌，令人心驰神荡。他们生硬怪异的发音，使她听不懂歌词的意思，常常一句一句、一字一字订正后才翻释成长安官用语言。她每得到一首便抄摘到小本上，居然聚汇拢了厚厚一本，她把那些酸溜溜的倾汇爱的焦渴的词儿改掉，调换成以革命为内容的唱词，只需套进原有的曲调里，便在干部和队员中间很快流行起来，有一首居然成为这支红军游击队的军歌。

白灵半年后调到军部做秘书。军部也是一孔窑洞，有五六个男女工作人员，她对他们包括廖军长都不陌生，不过现在接触的机会更多了。她第一次见廖军长是听他给队员们讲军事课。廖军长的面貌似乎就是一个军长应该有的面相；四方脸，短而直的鼻梁，方形的下巴，突出却不显“奔”儿的额头，那双镶嵌在眉骨下眼下，很容易使人联想到石崖下的深涧。白灵一下子意识到游击队员有许多张和廖军长极其相似的脸型，这是黄土高原北部俊男子的标准脸框，肯定是匈奴蒙古人的后裔，或是与汉人杂居通婚是后代，集豪勇精悍智慧谦诚于一身，便有完全迥异于关中平原人的特点而具魅力。他是整个游击队里文化最高的人，也是军事知识最丰富的人。他毕业于黄埔军校，参加过北伐战争，随后被迫退到关中拉起一杆共产党举行暴动。暴动失败，又退回北部高原再次组军，直到把红军仍沿用三十六军又葬送到滋水县的秦岭山中。现在的红军仍沿用三十六军的番号，他已变得聪明，变得老练，再不贸然出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