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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暮气沉沉，当然是一个托词。在曾国藩裁军之后，左宗棠和刘锦棠率领湘军在关内关外镇压回民起义军，平定新疆，席宝田率部在贵州镇压苗民起义，王德榜率部在越南与法国侵略军作战，都表现出了强大的战斗力。这些湘军部队，哪里看得出有什么暮气？如果说有什么暮气，不过是在曾国藩统帅的湘军部队里面，由于曾国荃顶着太大的光环，而他本人过于张扬，导致将领们有些离心离德罢了。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1864年，同治三年（23）

不过，曾国藩的有一种担心，倒并非托词。他认为湘勇熟悉山地作战，驰骋平原却非所长，因此对捻军作战会有所不利。而且湘军勇武已达十年，颇为疲惫，需要休整。与其这样空耗军饷，不如裁撤。

曾国藩裁撤湘军，在自己的体系之内，并没有遇到不可克服的阻力，因为自从曾国藩首创用乡下农民代替编制军队以来，这些人招之即来，挥之即去。

湘军的制度，充分反映了军队的利弊。胡林翼、左宗棠和李鸿章都从湘军中崛起，因此虽然他们用兵的地方各不相同，还是没有背离江忠源、王錱和曾国藩等人确立的这个宗旨。

曾国藩的军事思想，非常重视时机。他认为胜败是时机决定的。时机不可为，就是圣哲也无法办到。时机可为，就会事半而功倍。为了等待时机，就必须执著。

在战争时期，局势瞬息万变，安危系于一发。清廷的谋臣们远在几千里之外，靠着揣摩推测而进行遥控，朝上一策，暮更一令，弄得前方将帅手足无措。向荣和张国梁都是职业军人，而且是久经沙场的大将，不可谓不懂战略，但他们缺乏远见卓识，缺乏耐力和定性，别人叫他们向左他们便向左，别人指挥向右便朝右，非常害怕谋士们指责他们的不是，无暇审时度势，于是早晨奔向安徽，傍晚又杀向浙江，疲于奔命，而忘了自己的任务是屯兵于坚城之下，所以几起几落，左右一蹶不振。

曾国藩和曾国荃兄弟，以忧惧治军，详尽地审查全局，眼光高远，不急功近利，不为旁人的议论所动摇，坚持自己的信念，撼不动，催不发，比起江忠源、李续宾这些义气用事的将领，多了一份最后取胜的保障。

曾国藩的裁军，也是因时势而决定的。

湘军本是太平天国运动这一时势的产物，当它已经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时势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使湘军的存在成为一个问题。湘军和太平天国运动是一个孪生体，太平天国没有了，湘军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和理由。湘军这时已经发展到空前的规模，只要这支强大的军队继续存在一天，不用曾国藩说一个字，本身就是对清廷的威胁和挑战。

关于这个威胁，清廷已经有人大造舆论。御史蔡寿祺参奏湘军胡作非为，声言这么多湖南人占据军政高位，实非国家之福，实为不测之祸，建议清廷只对他们授以低级的职位。

对于金陵大火的原因，清廷有所怀疑，在颁奖给曾国藩为首的湘淮军大员后，另有一份上谕，其大意是：关于太平军积薪自焚的奏报，应该只是谣言而已。金陵被太平天国占领十多年，传闻那里金银如海，百货充盈，命令曾国藩将金陵城内的金银下落迅速查清，报明户部，以备拨用。清廷以为攻下了金陵，会有大笔大笔的财富到手，这笔钱拨给湘军和绿营，可以维持两到三个月的军饷。

曾国荃所部的强抢豪夺，引起清廷上下议论沸腾，曾国荃被人们送了一个绰号，叫做“老饕”。御史朱镇参奏他办金陵善后不力，生事扰民，毫无纲纪。御史蔡寿祺参奏湘军的种种不法行径，罗列湘军主将纵容部下胡作非为的事实，说这些年来湘军攻城略地，清廷所得太少，损失太大，还说湘军本来是一群流氓，不宜寄予重望。

当然，对于慈禧太后而言，攻下金陵是天底下第一大喜事，至于大兵在那里抢一点、烧一点，那都算不了什么，清廷也就睁只眼闭只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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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荃对当官不感兴趣，无心上任浙江巡抚。在湘军攻下金陵之后，他请病假回到湖南，处理从战场上抢来的金银珍宝。每一个大的战役结束之后，他都要请假几天，将掳掠的银子和上头给他的奖品送回湘乡老家。这一次也不例外，他把金陵善后的差事推给兄长曾国藩去管，自己押着大船把银子和财宝运回老家。

他回到荷叶塘，只见自家堂屋里堆的银子和谷仓里的谷子一样多，他便犯愁了。银子多了，怎么保管呢？想来想去，金银珠宝不能吃不能穿，银票埋在地下还怕发霉，不如用来盖房子吧。他想，他们兄弟率领军队灭了太平天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