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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抚以下官员都驻扎上海。

上海是通商的五个口岸之一，西洋人在这里建楼设市，瑰货山积。江苏和浙江的绅民，仗着这里有西洋的武器，多数到这里避难。苏松太道吴煦是个能干的官吏，代理布政使，清军的粮饷军械，都靠他来操办，每月可以获得江海关税银三十万两。

吴煦作为清廷关道官员，长期与英法官员打交道，互相熟悉，于是出重金招募印度兵，由美国人华尔统领。

后来印度兵走了，又招募华人练习洋枪，部队叫做“洋枪队”。这支部队起初只有一千人，后来增加到四千五百人。教官全部是西方人。勇丁的粮食，比清军多了一倍。洋枪队转战于江苏和浙江，每战必胜。中国聘用西洋人操练军队，就是从吴煦开始的。

薛焕继任江苏巡抚后，手下还有几万兵力，然而纪律散漫，冗员充塞，不可指望。侍郎庞钟潞提议由民团防守常熟，其他地方如江阴和太仓的乡民也偶尔出兵攻城。

1860年，咸丰十年（11）

6月24日，常熟知县周沐润招募沙勇，攻克江阴。

湘军外江水师营官陈金鏊，联合江南水师攻打大枭矶太平军军营，大获全胜。

松江和嘉定也被清军和民团攻克，但由于清军没有后援，太平军又重新进占了这些地方。

李秀成的部队从敌军那里缴获到不少洋枪洋炮。这一年，李秀成率部解青浦之围，杀死洋兵六百多人，得到二千多枝洋枪和十多尊洋炮，他的部队战斗力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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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清军的命运，特别是在1860年前五个月的剧变，充分说明战场上风云变幻，胜败无常。同时也充分说明，单是靠着骁勇善战，而没有韬略在胸，是无法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的。

自从1851年内战爆发，清军将领大多软懦胆小，听到喊杀之声便受惊逃跑。太平军走后，又虚报战功，大帅不将他们问罪，还给予奖赏提拔。但是清军中并非完全没有能征善战的将领，向荣和张国梁就是两员虎将。他们从太平军兴起之初，就以勇战闻名，后来在江苏围困天京，更是立下了威名。

然而，他们仗恃自己善战，分兵远征，屯兵于坚城之下，却没有进行战略的思考。他们差一点攻克天京，却终于被太平军打败，就是因为贪图战功，而不会心存畏惧，寻求谋略。因此，他们只是前方作战的将领，而非运筹帷幄的统帅。

向荣和张国梁既是猛将，又统帅八万清军，取江苏和浙江的财富供给部队，摧坚陷险，攻无不胜，似乎是一支无敌的军队了，但最后还是因为胸无成算，导致全军覆没。

和他们相比，湘军统帅曾国藩的个人素质，具有明显的优势。他敬畏战争，谨慎用兵，勤于思考，三思而后行。从他的奏疏中可以看出，他每当决策之前，必定彷徨四顾，高瞻远瞩，而不会急功近利。但他一旦确立了战略抉择，就会坚定不移地去执行，有时甚至要力排众议，一意孤行。他的成功，在于眼光和学识。

曾国荃率领一支孤军，单独对付百万太平军，兵力比向荣和张国梁的部队少了很多，而且军饷时常拖欠，军中瘟疫盛行，经历的危险，也比向荣和张国梁大了几倍。但是，面对强大的敌人，部队并不惊慌，军饷匮乏，军士也不哗变，就是因为湘军是一支有文化的部队。

清军江南大营在本年的溃败，许多人归咎于和春，怪他不该扣发军饷。然而，月饷减少三分之一，在湘军中是经常发生的事情，失败的原因恐怕不全在这里。张国梁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恐怕和江忠源一样，都是因为不间歇地作战，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轻易远征。

曾国藩的部队虽然暂时无法开进江苏，但在安徽东南部的许多战略要地，驻防的清军等待着他来增援。

李世贤乘着太平军在江苏的新胜之威，于6月23日率部包围了宁国，分兵攻打金坛和南陵。清军提督周天受所部驻守宁国，总兵萧知音和参将周天孚等部防守金坛，陈大富所部仍然驻守南陵。太平军号称几十万，清军兵力不敌，各自血战死守，等待湘军增援。

贵州在5月到6月间四处燃起了战火。石达开的部属从广西西北角上的西隆渡南盘江北上，袭击贵州西南角上的兴义，向东北方推进，袭击贞丰，北上归化。

石达开的另部则袭击贵州东部边界，沈宏富在石阡的六井山阻击，攻破二十一座壁垒。沈宏富屯兵石阡以北的思南瓮溪。

太平军调集全部精锐部队攻击，沈宏富设下埋伏，将太平军击退。太平军分兵攻占西南方五百里处的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