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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自己也洗脱不清。于是,他再次上疏争辩。
官文知道,想整左宗棠,就得速战速决,趁着皇帝还没清醒过来,先把左宗棠干掉。于是,他命令考官钱宝青讯问此案,把左宗棠定为诬陷朝廷命官樊燮的主犯,涉案人员还有永州的知州黄文琛等人。这可是性命攸关的事情,左宗棠决定脱离骆秉章的幕府,逃命要紧。
其实,黄文琛等人是樊燮为非作歹一案的主要证人,左宗棠跟他们并没有私交。黄文琛为人直率,敢于直言,尽管以前遭到过左宗棠的压抑,现在却挺身而出,为他辩白。湖北巡抚胡林翼也极力为左宗棠辩解。
1860年,咸丰十年(4)
大家都劝左宗棠挺下去,但左宗棠可不能拿自己的脑袋当儿戏。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他准备离开长沙这个是非之地。
可是天网恢恢,左宗棠有什么地方可逃呢?
左宗棠的想法是:以进为退,逃到京城!
左宗棠认为,他此次进京,有两种可能。第一,他可以名正言顺地说,进京是为了参加会试,弄个进士出身。如果皇帝下诏,要求将他送部引见,他就到最高统治者那里去对质,把事情的原委照实奏告。
皇帝会不会召见自己,左宗棠心里也没底。但他做了两手准备。第一是不等引见,就告病还乡。第二是若皇帝召见,皇上问一句,他就据实答一句,决不多言。这样,皇上就会当他是个山野之人,懒得跟他计较。他还打定主意,如果只能见到那帮公卿大夫,他就一言不发,省得人家误会了他的意思,到皇上那里乱说一通,令他“断送头皮,气破肚皮”。
2月1日,正月初十,左宗棠开始了北上的逃亡生涯。他走得如此急迫,连元宵节都没有跟家人一起过。因为据他预料,官文正在派人捉他。
左宗棠的预料是对的。当官文得知左宗棠逃离了湖南巡抚衙门以后,派出许多密探和捕快,沿途拦截,想把他带到武汉审讯正法。从这时起,左宗棠的身份就变了,从一个威风八面的师爷,变成了在逃的通缉犯。
左宗棠决定逃进北京。好汉做事一人当。他给胡林翼写信说:“朋党之嫌不能不避。”他还说,如果官司败了,“不以党锢连诸正人,致有一网打尽之惨”。也就是说,如果他被判有罪,决不牵连好友故人,宁愿一死,也不让官文把他们这些湖南干才一锅端掉。
左宗棠于3月18日抵达湖北荆州,3月24日抵达襄阳。那时大雪纷飞,旅途艰难,左宗棠只得暂时歇脚。胡林翼派人给左宗棠报信,说官文根本没有收手的意思,正派人搜捕,“网罗四布”。
但是,北进的道路已经被风雪封锁,路上“行人几断”。他将何去何从呢?
左宗棠已是四十七岁的人了,命运对这个才子真是不公啊,他不但事业无成,反而得仓皇逃命。
那么,哪里才是左宗棠合适的栖身之所呢?
左宗棠首先想到了从前的主公骆秉章。
左宗棠虽然打算再度投靠骆秉章,但他已经断了做师爷的念头。他去投靠骆秉章,是因为他对自己有了新的规划。他想让骆秉章给他几百名士卒,让他来当营官。这样,他就能或者战死疆场,或者立下战功。
自从太平天国起义以来,湖南一省,陆续有许多书生带兵作战,成就了大批将帅,为什么左宗棠具有卓越的军事才干,以前却不曾想到过投身战场,却甘愿去当一个智囊呢?
左宗棠在写给胡林翼的一封信中,谈到了他对自己定位的认识过程。
左宗棠说,他以前之所以不敢大胆地统领一支军队,是因为带兵这件事,没有丰富的经验,是很难做好的。如果贸然担此重任,必定会遭受许多挫折,“不但误国,兼以自误”,他认为是不可取的做法。
那么,他为什么甘心当师爷呢?因为他冷眼旁观国家大局,官场“为倾轧争夺之所,拘牵挂碍,不足有为”。而他秉性粗豪,“性刚才拙”,“不能随俗俯仰”,在官场里是混不下去的。所以他宁愿藏身于幕府之中,我行我素,“进退自由”。
当然,这是左宗棠自己的说法。其实左宗棠愿做幕府,还有一个原因。左宗棠心中的偶像,就是三国时代的诸葛孔明。他平生最大的愿望,就是效法这个上通天文、下晓地理的智多星,手边虽无一兵一卒,胸中自有雄兵百万,轻轻一摇鹅毛扇,就能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所以,他对自己的定位,不是在火线上冲锋打仗,而是在大本营当参谋长。
那么,为什么他现在又愿意去前线当指挥官了呢?那是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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