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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复杂的、系列的、组织结构严密的“产业链”。现在我们再接着上面所说那种“假”作文比赛继续说下去，看看我们还有什么未解的方程式：有一位记者他在调查此事中看到了这样一个“大赛通知”，上面这样写道：“通过对组织参赛的稿件继续严肃、认真的评选，大赛办准备为获奖者颁发获奖证书，获奖证书有国家级协会颁发，层次高，在业绩考核、升学谋职时，是一个有力的证明。但是，由于大赛办各种经费开支较大，请获奖者将每证的制作、包装及挂号邮寄费共计18元汇至大赛办。”除此之外，通知单还对学生的班主任承诺：“于您为大赛作出的贡献，18元中可提留3元作为奖励，并向您颁发‘优秀组织奖’证书，免收证书费用……”

我们现在就来做一做这门“中国的功课”。

这份“大赛通知”无疑是“大赛办“写给学校老师的，而老师呢，再把这消息告诉班上的学生，于是学生就知道了有这么一回事。所以，事实上老师是这种所谓大赛的实际组织者。那么老师为什么要这么积极呢？一是他（她）每让一个学生去参加这种大赛，他就能从中得到三元钱，这就是所谓的利益驱动；还有一个原因是：“如今有的学校对老师的评价体系就是把学生的获奖数量、获奖级别当作‘硬性指标’，这无形中也使老师热衷于让学生参加各种‘赛事’。”这是北京一所实验小学的老师对记者说的。

好，现在我们基本上已经清楚了：这就是，“大赛办”通过学校和老师来作为实施者，让学生们参加这些所谓的作文大赛。于是学生们就把作文连同钱一块寄给大赛办；“大赛办”收到钱后，就按照比例装模作样地评出所谓的“一、二、三等”奖来，而后，又跑到“国家级协会”盖个章，顺道就把这“获奖证书”给这些参赛者们寄去；于是，收到“获奖证书”的同学们兴高采烈，因为他们又获了一次奖，又多了一项资本；当然父母也高兴，咱孩子又获奖啦，随后把获奖证书高高挂在庭堂中央以便让邻居家来串门时一目了然；而老师呢，也不错，先数数这次一共赚了多少钱，同时还完成了学校规定的任务，喜哉喜哉；最后学校呢，看看这次我们学校又有多少学生获奖啦，这样校长到教委去汇报工作时也挺有面子的，没准这样的奖获多了以后还能升为重点学校呢……就这样，一场“骗局”在这样一种各自所需的心照不宣中潇洒完成。有趣的是，在这场“骗局”中，学校领导、班主任老师、家长、学生以及骗子们都既是参与者又是同谋犯，更让人吃惊的是在这场“骗局”中竟没有输者！　欺骗者与被欺骗者都高高兴兴地共同来为这场“骗局”作最后的庆典。

这就是这门“中国功课”的全部答案！

这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双赢”！

这就是中国逻辑的非逻辑解构方式！

保罗·克鲁格曼一再希望能给他一些时间来解答“关于中国的功课”，老实说，不是我瞧不起他，没戏！

同样，假如有朝一日黑格尔真能活过来让他来对中国的逻辑作解构，老实说，不是因为他没有这个能力，而是他根本就连“北”都找不到！

孩子对虚伪的控诉

有一个原本对人生充满希望和幻想的中学生，随着她在一个虚伪的环境下茁壮成长，终于有一天，当这位孩子长到13岁零两个月的时候，她突然发现：这世界变了。变得如此虚伪，变得当她用真诚去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她无奈地选择了沉默：

记得一位同龄人曾说过这样的话：“谁也没讽刺我什么，但他们在无意中流露出的淡漠却分明在提醒我：你无足轻重。”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突然感觉到身边的人不一样了，不是他们变了，而是我变了。我开始发觉那些班级职位的魅力是那么小，班委们大多数都是那样地虚伪——他们在利用老师。　在小学，我是老师的“宠儿”，我是班委，一切课余活动都有我的份儿；现在想起来，真不知道那时的我是怎样度过光阴的，只知道那时每天做的事都是为了讨好老师。上了中学后，我却愕然地发现我变了：老师问谁在小学有过职务？谁想当课代表？……我对这一切都不感兴趣，或许，这是因为我在小学已经得到了满足。但是当有一天，在一次大选中，我突然发现自己才有那么少的票数，发现班里的同性都不爱接近我，发现班里没有一个人称得上是我的知心好友的时候，我才发现，他们讨好的，都是老师的宠儿。宠儿们做错了事，大家一定会用一切理由变成好事，宠儿们偶尔没写完一次作业，大家一定会以一句“下次注意”一笑了之；宠儿们有时没有考好，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