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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很大的把握,律师是不会接手这个案子的。”克拉夫提醒道,“我们已经尽力了,现在我们能做的就是把它留给律师。”他泰然自若地补充道。
乔治哼了一声,说道:“这样说能让我心里安稳一点儿吗?汤姆,我讨厌案件审理过程中的这个环节。我无能为力,掌控不了案情的进展。如果霍金不能被定罪……嗯,先不说律师吧,我就会觉得自己是个失败者。”他往后一靠,点了支烟,“从很多方面来讲,我都无法容忍。首先是无法容忍让一个杀人犯逍遥法外。其次,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我会为自己着想。如果不成功,你能想象卡弗总督察会多么幸灾乐祸吗?还有唐·斯玛特,那个卑鄙小人,又会在报纸头条里挖空心思地写些什么?”
“别这么想,乔治。人人都知道你在这件案子上倾注的心血。如果让卡弗来负责这个案子,我们恐怕连强奸的证据都找不到。强奸罪是确凿无疑的,不管对于谋杀的指控结果如何,他不可能摆脱强奸的罪名。在这些证据面前,任何一个法官即便是组成了一个愚蠢的陪审团,宣布谋杀罪名不成立,也会以强奸罪给霍金处以最重的量刑。他不会很快地又出现在斯卡代尔的土地上了。”
乔治叹了口气。“你说得对。我真希望我们能进一步搞清楚霍金和那支枪的关系。我是说,我们真是倒霉透了。有一个人能认出我们找到的那把韦伯利枪是不是从圣奥尔本斯偷来的那一把。这支枪原本属于威尔斯先生,他是霍金母亲的邻居。可我们却又找不到这个人。他去了澳大利亚,和移居到那里的女儿住几个月。但他的朋友和邻居当中没有一个人知道他现在的地址,甚至都记不清他应该什么时候回来。当然,我们料想,霍金的母亲,作为威尔斯夫妇最好的朋友,一定对这些情况了如指掌。可她肯定不会告诉我们这些指控了她爱子的恶毒警察。”最后,他尖刻地自讽道。
乔治站起身,说:“我去洗一下,刮个脸,要再沏一壶茶吗?我穿好以后给安妮送一杯茶,然后咱们去那个路边小店,我请你吃一顿地道的英国早餐。”
“好主意。我们得吃好喝好,今天会很辛苦。”
市政大厅响起了十点的钟声。低沉的声音穿过法庭传向街道。乔纳森·普理查德从摆在他面前的一大堆文件后面抬起脑袋,眉毛充满期待地向上挑起。在他旁边是身材魁梧的王室法律顾问德斯孟德·斯坦利,他还在聚精会神地看着记录。这个人以前是牛津大学橄榄球队队员,四十几岁了,身材仍然保持得很好,没有发胖。因为他无论在哪儿工作,都严格执行他的锻炼计划。除了律师的假发、长袍和腰带这些必不可少的东西之外,斯坦利的包里还总装着一副哑铃。面对最棘手的案件,不论是作为原告律师还是作为被告律师,无论在什么地方,在他出庭之前,斯坦利必定会在法衣间弯弯腰,伸伸腿,做几个俯卧撑,举一举哑铃。
奇怪的是斯坦利总是显得不太健康。他面色蜡黄,嘴唇毫无血色,一双深棕色的眼睛经常流泪,所以他总是在袖筒里揣着一个颜色鲜艳的手绢用来擦拭眼睛。乔治第一次见到他就很担心,不知道他能否活到开庭的那一天。后来,普理查德消除了他的顾虑。“他会比我们很多人都活得长。”他说,“斯坦利站在我们一边,没有站在我们的对立面,你应该感到高兴。他可是个老手,相信我。”
当普理查德得知对方辩护律师是王室法律顾问鲁珀特·海斯密施时,更为斯坦利在自己这一边感到庆幸。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鲁珀特·海斯密施就在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案件中,以其犀利的和外科手术般精确的盘诘为自己赢得了令人敬畏的声誉。那时他还很年轻。现在,十年的摸爬滚打不仅没有削弱他的本领,反而又让他学到了很多东西,常让他的对手们遭到惨痛的失败,以至于他们不敢引导证人拿出一些不可靠的证据,因为他们都害怕鲁珀特·海斯密施的反问。
这时,海斯密施正自信地靠坐在椅子上,扫视着拥挤的记者席和公众席。从侧面看去,他的样子极富几何形状,像是由儿童积木堆砌而成的。刻薄的同行们在一旁议论,说他的下巴一定是做了整形手术,不然不会那样紧绷绷的。他总是喜欢审视他的观众,以判断他的案子的影响力。今天到场的人可真不少,他暗想道。这是他一展才能的好机会。在羁押听证会上表现出色的辩护律师为数不多,而他就是其中之一。因为羁押听证会的唯一目的就是确认控方证据是否只是看似确凿,实际上没有经过调查。通常只是控方陈述案情。海斯密施能够显示他才能的唯一机会就是盘诘证人,这是他最拿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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