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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饰在骨灰瓮四周，瓮里仍存放着她丈夫和女儿的骨灰。即便离得那么远，我们仍能看出她在哭泣。

我默不作声，乔瑟普也不说话。他摘下黑帽子，在粗糙的手中揉搓着。

“乔瑟普？还有什么我该知道的吗？”我问。

“听说过疯女人莉迪亚吗？来自里加港的莉迪亚？”

我仿佛是从一次惊讶猛地跳到了另一次惊讶。

我当然听说过。在总统大厦我那桃花心木桌子上，每一本页面光滑、有关达利的书本里，达利都声称是来自里加港（与卡达奎斯相距不远）的疯女人莉迪亚给了他开启想象力橱柜的钥匙，把超现实主义释放了出来。在每一本艺术图书中，莉迪亚都是作为言行古怪的渔家女被提及，她把自己白灰泥、破败的海边棚屋卖给了达利。两间棚屋建在卵石海滩上，只有两个房间，一间是厨房加厕所，另一间是卧室兼画室—破旧屋顶下一个21平方米的单层空间。没有电，没有自来水，没有任何可以让生活过得舒适的东西。让我们返回到1930　年，达利以250比塞塔的价格（当时值2美元）买下了两间海边棚屋，立即对木屋进行打扫，并买下了紧挨着的地皮和邻近的农舍。他栽种了柏树和许多棵叶子闪着银光的橄榄树。居室里则布置得杂乱无章。达利把面包皮用胶水粘在墙上，将系着旧外套纽扣的线绳固定在天花板上。房屋和园子逐渐扩张，直到里加港摇摇欲坠的棚屋变成了奇幻的和迷宫似的伊甸园，达利在里面生活和工作了五十来年。这可是正式记载在艺术史书籍上的，接着便是达利如何创作《记忆的永恒》这幅无可争议的杰作的美丽故事，这幅画是在不够宽敞的、带朝北天窗的画室兼卧室里创作出来的。

时间是20世纪30年代初。加拉坐在达利旁边，房间里就这么一张舒服的椅子。她给他读他最爱听的德文书籍和杂志，尽管他不懂德文，一个词也不懂。诵诗声、词语轻快的流动，以及加拉近乎耳语的轻柔、连贯的话音，这一切结合在一起，使达利平静下来，使他达到完全的放松。达利常说加拉的声音听起来就像是四只铃铛一齐鸣响。每当她给他诵读时，他就用法语称她是“四铃铛”。

达利的骗局　三（4）

他抬头看看钟。都快半夜了。

达利坐在画架前，陷入内心的幻想，努力想把一幅24×33厘米小尺寸的阿姆珀丹风景画画好。这幅画色彩鲜亮、景物孤寂。他一边还在听用摇柄电唱机播放的一张瓦格纳歌剧《特里斯丹和绮瑟》的咝咝沙沙的老唱片。他工作时从不说话。当他干得来劲时，他吹口哨。

“我把音乐关掉吗？”加拉问。

“不！不！达利喜欢瓦（儿）格纳的音乐声听起来像烤（儿）沙丁鱼。”他回答。

那天晚饭，他们吃的是美味但气味浓烈的卡门培尔奶酪。

晚饭吃剩的东西还在桌子上。没吃完的面包（蚂蚁正把面包碎屑搬走）、一些柔软低垂的奶酪、切成片的番茄、一只盛橄榄油的工艺杯、几只脏盘子，还有刀叉餐具。

清晨五点时，加拉呵欠连天。

达利对她说：“亲爱的，上床去吧。你要睡着了。达利要继续画一个小时左右，直到这幅画完成。他要以令人大惊失色的画面，创作出一幅超现实主义的绘画。”

加拉睡着了。

小尺寸画布上的风景荒芜而凄凉，还有几块岩石如同金色光线里的山顶。达利加上了“伟大的自慰者”那睡眼蒙的形象。这个形象他以前已用过了，但一个形象还不足以使这幅画成为真正超现实主义绘画作品。

他坐在画架前沉思起来。

达利挺迷信。他拿起平时用旧袜子包着放在口袋里的圣十字架一块木头碎片，他总是触摸它以求好运。

突然间才华一闪现，他有了一个主意：将墙上的钟、卡门培尔奶酪融合进一个形象：一只正在融化的钟——停了的钟则更好——或者一只正在融化的表，滴落下来、垂挂下来就像桌子上的卡门培尔奶酪。

说到底，时间不也是无定形的吗？

两小时之后，这幅画完成了。

现在已是早晨七点了。

当加拉醒来时，达利把她拉到画架跟前。

“闭上你的眼睛，”他说，并开始数数，“一二三。现在睁开眼睛吧。看看达利完成了什么。人们看到这么一幅画，难道不感到恐惧吗？”

加拉惊得目瞪口呆。

“人只要看了这幅画一次，就终生难以忘怀。”她说。

“你呀！你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