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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也成为完整的人,我的人性也完美无缺了。女人是我们自身的母亲和姐妹,她们没什么和我们不同。我们有自然界王者之尊,她们也同样地拥有。男女之间永无尊卑之分。男女之间一旦不平等,不同等重要,不拥有同样的才智和灵魂,那么人类就已经残缺和割裂了。这便再也不是雄踞万物之上的人类,而是退化之中、衰败之中和萎缩之中的人类了。
中午的饭桌上,有舅外,红玉的父母还另请了一个人。这是个前街的老村干部,现在仍是,我小时候就见过他。他虽然胡子眉毛也泛了白,神情和姿态还是以前的老样子。不过多了些显然是靠边站后的怨气和牢骚。他这次来也不是特意地来,而他与石家平素关系好,是常来的。见了我,也说起我的祖父,但我总觉得他有份很傲慢的态度,看来他的官的确是做得太久了。酒桌上,这才见到我们带来的烧鸡和好酒。我讨好似地问他们说,“这酒怎么样?”爸说,“这酒还真的不错。”舅说,“这是西北的好酒么?”那村干部就说,“品着没咱这儿的好。”我又问,“这烧鸡怎么样?”村干部就抢先说,“烧鸡就更没法比了,咱这儿道口的烧鸡在全国有名的。”我嘻嘻地笑了。丈母娘说,“管它哪儿的,吃着中就中。”我不知怎的,一到内地就不能喝酒了,一喝就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我们中午的酒桌摆在院子里,多少有些阳光的地方。这时候我像是又听到了神秘的天籁之声,但细听辨起来,又听不到了,只剩余了许多的鸟鸣。有一个斑鸠,在远处别家的某棵树上,“咕咕咕”地叫唤着,它总是这样,也不是在求偶也不是在练嗓或卖弄,它像是形成生活的习惯了。
席间,岳母仍说道着“两面三刀”。说邻居有家敢下手,做了五千多斤,净挣了两千多块钱,平均成本在一点七元左右。红玉的舅就说,“咱能跟人家比呀?咱不总怕做多了卖不掉嘛。”不过妈也称赞了舅,说,“恁舅比前些年好多了,至少人敢干了。前些年刚做个百十斤,就不敢干了。”红玉说,“我舅也在随时代进步嘛。”那村干部就说,“唉,你们都各自进步吧,我是不中了。”他又说起村委会的事儿,大叹小叹地说了一通,听着好像是大权旁落的意思。爸就说,“喝酒,咱不说那些了,那些就让年轻人干去吧。”红玉她舅是半中间退席的,原因是卖糖稀的送来稀儿了。我也跑出来看,那物质褐中带着黄亮,用手一拉老长。我当时猜到是饴糖制法的东西,一问果然就是玉米做的。
来叫红玉舅的,是舅的大儿子,今年已十六了,但人的模样竟像十一二岁的少年似的。他是刚从他姥娘家帮了几天忙回来的,他兜儿里还装着炮,他的姥娘家就是做鞭炮的。我问都做些什么?他说,“什么都做。”像地鼠儿、飞鼠儿、栽花还有炮打月明等等。我又问“哑火鞭”做不做?他说,当然做。其实“哑火鞭”仍是火鞭,但却是一种混成的火鞭,把刚才提到的地鼠飞鼠之类全编了进去。这样放起来,又是炮响又是满天满地的飞花乱窜,倘若晚上十几挂哑火鞭同时放来,而且提着火鞭的十几个人又同时交错着来回跑,那一时真可谓火树银花、繁花似锦了。围观的人群也是大呼小叫、东躲西闪,因为不知哪只飞鼠就钻进你的棉袄或棉裤里,烧破了衣服。可能正是这种火鞭的危险性和操作复杂,平常过年也不一定能看到,那得看村里有了闲钱同时几个村干部又想喜庆,这才用公款搞上三四十鞭来放。我当年在家的时候,见过两次,但只有一次最盛,因此心里仍然不忘。去年的十月,宁夏四十大庆,也算见过了繁盛的真实的礼花,但仍改变不了我对故乡的哑火鞭的情结。其实我还有一个情结,就是河南坠子。但不是现在戏台上的那种,那种不沙哑不粗野不是瞎子拉弦儿,因此也缺少情调。说心里话,这两样东西,我可能回多少次故乡,也再见不到了。
农历二十九日,南边的方里有集,但是路远,有十几里地,红玉的舅也没去成,而是在佘镇上把一百二十斤油三刀当街卖完了。下午的时候,丈母娘在炖肉,但肉却不知从哪儿弄来的冻肉,碎碎的块没有皮儿,在编织袋里装着,我心里多少有些疑惑,又不好再跑街上去买肉,只能将就了。其实岳母心里也疑惑,还边洗边说,但最后做出来色泽和味道都还不错,也就不在意了。下午倒也没事,想去看我二爷二奶,也只能等过了春节了。没想到我这男人也太低贱,把丈母娘家当成了家,把自己家反当成客栈。我仍是像从前那样,须臾离不开红玉,叫她,她不跟我走,因此我也空落落地走不回去。今生我若无所成就,那就纯粹是一个女人害的。我实在是深深地怜爱着她,以为她再遭遇任何男人都不会快乐,都会早早地孤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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