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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那么顺利的。

佛道儒之争，从一开始就一直没有停歇过。

自从汉武帝独尊儒术开始，使得儒学，蓬〖勃〗发展，一日千里。道教固然不如儒家”但老子与孔子”在理论上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也未受到多少影响，发展同然比不上儒学”但也呈现争长之势。

佛教初传〖中〗国其势力弱小，尚不能与儒、道相抗衡，需借助于儒、道的势力来发展自己。这一时期，三教“夷夏之辨”刚刚萌芽体现于东汉末年牟子所著《理惑论》中，在梳理时人对佛教的困惑和误解过程中牟子提及了儒生用“夷夏”问题来诘难佛教牟子对此也作出了有理有据的应答。但这个时候的佛教就如受委屈的小媳妇，挨了打，不敢还手，只是轻声细语的解释着。

但随着佛教的渐渐壮大，在东晋时期，已经展开了反击。

前述元魏僧徒所作《汉法本内传》，便是这种反击武器之一。还有许多和尚们写的不少经典著作”多称佛，也就是释迦牟尼为老子并且亦是孔子的老师，甚至更长辈。比如东晋名僧支遁在《释迦文佛像赞序》中说：“昔周姬之末，有大圣号佛：…………络聘周以曾玄。”书中不但把佛说成是老子的师父，而且还是他的“太爷”辈；老子和庄子则成了佛的“曾别”和“玄别”，连当弟子的资格都不够。以后的《正诬论》又说老子闻道于竺乾古先生。古先生即是佛，所以“老子即佛弟子也。

”《清净法行经》也说：“佛遣三弟子震旦教化”儒童菩萨，彼称孔丘。净光菩萨，彼称颜回。摩诃迦叶，彼称老子。”

这里的震旦即指〖中〗国，到了这里儒道的祖师都成了佛弟子的化身”也就是说〖中〗国的儒道文化都是从佛学演变来的。

这种论点无疑是跟棒子的某些习性很俄面对这种荒唐的事悄。

儒道，自然展开了有利的反击。

儒家多从治国安民的角度对佛教进行批评，奉佛造寺，使国贫民穷：僧尼激增，使国家承担赋役者人减少：僧尼离开亲人出家，不要妻子”违背儒家的伦理纲常：佛教教理虚妄，对民众进行欺骗等等。

而佛家也不甘示弱，逐一进行驳斥”指出佛教对社会民众施行教化，于治国有利：通过个人出家修行而使祖先亲属的灵魂超脱苦海”也是尽孝的表现；佛教与世俗礼仪不同，以断除情累为志向，弃妻剃发，出家修行，是无可非议的。

但〖中〗国的百姓君王大多都很理性，旷日持久的佛、道、儒三教之争，始终仅限于君子动口不动手的范围内。即使有杀害，也只是惩办几位被视为首恶者。就如祟佛的齐文帝宣布灭道教，便仅杀了四名不肯落发的道士。周武帝灭佛，亦不肯杀一个僧人。

这是〖中〗国传统文化氛围所使然。因为古代儒家讲究中庸、宽容，道家讲究清静无为，而佛教则更是高扬和平与平等的大旗。不像西方的宗教战争，一打就是几十年、上百年、数百年。

三方的争斗到了唐朝方才告一段落。

唐朝完全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开明的国度，他们对于各族文化都以一种海纳百川的气度接纳。

在唐朝你可以打吐蕃传来的马球，穿北方胡人的衣服，看西域来的歌舞，　高丽娘们……

只要你有心，你可以在大唐，在长安体会到各种各样的异族风情。

佛、道、儒三教之争也因为这种气度而缓解，李世民对于佛、道、儒三教没有什么偏袒，秉着只要你们不惹事，就不介意他们在大唐传教的心态。

可弘福寺的案例，恰好打破了这种和平的姿态。

李世民在历史上的地位很高，除了上了年级之后出现一些奢靡之气以外，在中前期，对于百姓是非常关照的。而弘福寺却收刮民脂民膏，以百姓的钱财，行挥霍奢侈之风，已经触及了李世民的底线，让他龙颜大怒。

在得到房玄龄、杜如晦的奏报之时，李世民气得拍案而起，把自己的手都打肿了，立刻召开群臣商议此事。

在杜荷没有抵达承庆殿之前，议会已经开始。

魏征、褚遂良这些正统的文士，对于佛教有着心灵深处的鄙夷，面对这一群**的和尚，立刻展开了潮水攻势，三言两语将佛教贬低的一文不值。

朝中如萧璃一般的佛教信徒也大有人在，他们自然不甘示弱，言辞犀利的展开还击。

全新的佛儒之争，有着越演越黑的架势。

至于房玄龄、杜如晦二人，则不发表意见。

他们两不偏帮，不加入争吵的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