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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发过一篇文章，肯定长途贩运对搞活经济有好处，但不久后，便接到有关政府部门的批评，只得再发一篇文章对自己的观点进行否定。又过了一段时间，政府的态度开始明朗，《人民日报》于是发了第三篇文章，再次对长途贩运进行了肯定。

就连长途贩运这样一件小事都经历了数次的反复，更惶论其他。直到2007年党的十七大上，才明确提出“改革无禁区”。而在改革初期，一切属于摸索、试探阶断，可以说到处是禁区、到处是雷区。如果探索成功了，则会被视为先驱、功勋之士；如果探索失败了，那么连烈士恐怕都算不上，甚至有些人成了罪犯、亡命之徒。但时代要前进，需要这样的勇士和“死士”去冲锋陷阵。

1982年出现的柳市“八大王事件”，便是一个典型案例。“八大王”之首的“电机大王”胡金林，是当时被当地政府在对经济犯罪进行严打的运动中内定为十个被枪毙的人之一。察觉到风声不对的胡金林连夜潜逃，甚至在《林海雪原》中座山雕的老巢夹皮沟躲了很长一段时间。虽然两年后他仍然被抓捕归案，但已经躲过了风口浪尖。他不但挽回了一条性命，更是在被捕后的第66天戏剧性地被宣布无罪释放。在纪念改革开放30年的今天，胡金林从当初的一个全国通缉的“罪犯”，变成了改革开放的功臣和标志性人物。

正如韩国的朴玉洙在《罪得赦免重生的秘密》一书中所说，“我们没有指望的，就像梨树只能结梨，苹果树只能结苹果一样，因为我们是罪树，再怎么努力也会犯罪。”

在草莽中成长起来的黄氏兄弟，对原罪诱惑的接受或抗拒自然构成了黄氏兄弟的精神内核，而由此内核所散发出来的外在性格，则劲透着一种强烈的江湖习性。在以后的创业生涯中，他们靠着这种江湖习性去打拼，并在原罪的困扰中数度沉浮。

引言

“还有哪一个城市比内蒙古的呼和浩特更大、更繁华？”

在内蒙古呆了一个月以后，黄光裕对此地开始感到有点厌倦。他觉得，广阔的内蒙古人烟稀少，不够繁华，于是询问大哥黄俊钦，有没有更好的选择？黄俊钦想了想，回答道：“太原、上海，还有北京。”

黄光裕拿出地图来一查，发现北京果然很大，应该是中国最大的城市了。于是他带着几百块钱，一个人毫不犹豫地跑了过来。

这一年他17岁。一年后，在这个很大很大的地方，黄光裕和大哥黄俊钦一起创办了小小的国美电器店。

兄弟俩常常想起母亲小时候给他们讲的一个《圣经》故事：有一位主人要出门远行，临行前给了自己两个奴仆每人一块钱。等到主人回家，第一个仆人报告说：主人啊，你给我的一块钱，我还没动，把它埋在地下怕弄丢了。主人听了大怒：我把钱给你，你却不拿出来用，你是一个又懒又蠢的恶徒！第二个仆人报告说：主人啊，你给我的一块钱，我觉得不能把您留下来的东西全吃光了，就找了点小生意做了。主人听了很高兴：你能用一块钱赚出这么多钱，而且还不损失家里原有的财产。于是，主人处罚了那个把钱藏在地下的仆人，却重奖了用钱生钱的那个仆人，并让他掌管更多的事情。

这个故事让黄俊钦和黄光裕兄弟俩明白一个道理：人要努力工作，用好手头上的钱，去赚更多的钱，取得可观的回报。只有这样，大家才会看得起你。果不其然，十几年后，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智慧，成为了中国首富家族。

血气方刚的黄光裕发现，北京是他喜欢的城市

1985年10月10日，黄光裕第一次离开小小的凤壶村，跟着哥哥黄俊钦踏上了前途未卜的旅程，来到了3000多公里外的内蒙古。这一天，距离他踏出校门才短短几个月。他必须迅速学会融入社会，适应凤壶村以外的世界。

黄光裕第一次在内蒙古待了45天，后来在1986年初又去了一次，待了将近1个月。但他显然不喜欢内蒙古……因为这是一个充斥着义气、却缺乏商业规则的地方。“他们不好驳你面子，说些大话，但又做不到承诺的事情，所以是带着仗义的欺骗。我喜欢说过的话就算话，要有一个交代。”

1986年春节前夕，黄光裕利用回老家探亲之机，顺道在北京停留，考察这里的市场。一个寒冷的黄昏，列车把昏头昏脑的黄光裕丢在了北京站冷漠的站台上。对于一个17岁的外地穷小子来说，北京是一个冷漠的大都市。挤出车站大门，黄光裕不知何去何从？一个“好心”的三轮车夫凑过来，说能帮他找一个便宜、舒适的旅馆。结果转了好半天，直到天色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