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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好。”　8

晚年，因年岁已高，苦于络绎不绝的访客，为健康计不得不亲题“告示”，但不像他人拒人千里，而是有礼、有节，亲自书写“敬告来访宾客”的字条。上写：　“漱溟今年九十有二，精力就衰，谈话请以一个半小时为限，如有未尽之意，可以改日续谈，敬此陈情，唯希见谅，幸甚。一九八六年三月，梁漱溟敬白。”　9有心人从字纸的颜色和笔迹上判断，那个一个半小时的“半”字，是后来加上去的。真可谓“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诚如赵朴初对梁的评说：“观之俨然，即之也温。”

梁漱溟享高寿，有不少人向其讨教养生之道。他的回答十分有趣：“少吃多动。”他不烟不酒。酒偶尔为之，那是在迫不得已的场合。他风趣地说：“吃饭是应酬自己，喝酒是应酬人家。”他还认为养生还应包括精神上的自我修养。

友事（1）

“情贵淡，气贵和。惟淡惟和，乃得其养；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这是梁漱溟的座右铭；“勉仁斋”，是梁漱溟的斋名。

由此两端，可见梁漱溟的品格与操行之一斑。

梁漱溟的百年人生，由于他独特的身份和社会地位，结交了一大批中外社会名流和贤达，甚而是其他杂色人士。无论对谁，他都通体透明，表里如一。他说：　“在人格上不轻于怀疑人家，在见识上不过于相信自己。”这是他处事做人的原则；尽管“失言失态，这也并不少见”，甚而既“狂”又“狷”，但绝不乏一个“诚”字。

当年马歇尔、司徒雷登得见梁漱溟形（光头）与神（劳形，为国事奔走），称他为　“中国的甘地”。

40年代，在重庆、桂林办学期间，他以“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之宗旨，接纳不少穷困的学生；他明知有些师生是从事民主和学生运动的，也乐于保护。当学生被捕时，他多方奔走、呼吁，亲笔书函甚而挺身交涉，保释被捕的共产党员和进步学生。据当事人回忆，当时的勉仁国专一度成为民主运动的“保护伞”、“避难所”。

他的平易近人是有口皆碑的。每遇有人相求，只要他认为在理，从不厌烦劳；复信不假他人之手，即在垂暮之年，一时无力作复，他都要在未复的函件上注明　“待复”。对八方的不速之客，无论对方年长年幼，位尊位卑，他都竭诚相迎、让座，客人告辞，送至门外，还鞠躬揖别。“梁漱溟国际学术讨论会”开幕式上，他已九十一高龄。发言者大多坐在主席台上讲话，他发言十五分钟一直站立，主持者三次请他坐下，他谢绝。敬人者恒敬之。

梁漱溟晚年回忆一生说：“我曾哭过两次，一次在曹州，系由学生不听话所致；另一次是陈铭枢出卖了李济深，使李被蒋介石软禁汤山温泉一段时间，我觉得太不应该，曾大哭一场。”

特别令人感动的是“一部字典”的往事。

“文革”中，红卫兵抄家。“一声令下，把我曾祖父、祖父和父亲在清朝三代为官购置的书籍和字画，统统堆到院里付之一炬。”“红卫兵自搬自烧，还围着火堆呼口号，我都没有吭声。我甚至想到，如真的是这一场不可理解的‘革命’需要，把这些古董玩意烧掉也不是不可以的。但是，当红卫兵们抱出两本大部头洋装书《辞源》和《辞海》时，我出来劝阻了。”求情当然没有用，“我站在一旁，心中十分难过”，因为那书是跟随梁漱溟多年的席潮杰的###徐昌玉，为表惜别之情将席生前用的辞书送给他做纪念的，在梁漱溟的心中有特殊的价值。

对于金钱，梁漱溟看得淡而又淡。

20年代在北平，梁漱溟讲演《人心与人生》，要收点费，听者每人一元。这个点子是梁漱溟自己想的。他认为收一点费的目的“是真想让人来听，或因花过钱而注意听，否则不免有人随便入座并不真有兴趣听”。但他又恐怕有的学生没钱，说没有钱者可以写信给他，他可送上一张听讲券。一个叫唐君毅的学生，“受到一种精神的威胁没敢去听”。某天晚上，唐君毅收到梁漱溟托别人带给他的五元钱。因为梁怀疑唐是没钱才没去听的，当事者唐君毅晚年回忆此事终觉“感愧与并”。

梁漱溟好布施。经常接济一些难中的朋友、晚辈。解放初期他每月三百元工资，只留百元左右家用，其余都济助一些因冤假错案而生活无助的友人。他的思维方式很独特，送的钱不要还，但借他的钱必须要还。一位友人忘记归还，他竟索债。他的观点是“可以与，可以不与，与伤惠”。梁提醒已摆脱困境者还借款，目的是给另一些仍在困苦中的友人雪中送炭。

40年代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