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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不讲理的异族统治，那就应该起来造反。至于造反以后应该怎么样，可就不是他的世界观和认识水平所能够想到、所能够解决的了。

因此，施耐庵编撰《水浒传》，主要目的就是揭露社会的黑暗，鼓动人民起来反抗，宣扬民族励志，呼唤的是“民族强悍”，并指出一旦参与造反，就不能投降，一旦投降，结果等于自取灭亡。宋江故事，只是这个中心思想的外壳。

简短的结论：《水浒传》不是一部写农民起义的书，宋江等人只是盗匪，而不是农民起义军；也许可以称为“好汉”，但绝不是英雄。其中大多数是“铁杆儿歹徒”，一向作恶多端；只有少数几个人是被奸臣贪官所害，被逼上梁山；有的还是被梁山盗匪所害，无可奈何才成为盗匪的。他们只给社会和人民带来灾难和痛苦，没有施恩泽于人民百姓，更没有想到要去抗击全民族共同的敌人：辽兵和金兵。作者客观地暴露封建统治的残酷与黑暗，宣扬“霸意识”，暗示“善杀人者即英雄”，鼓动百姓造反，呼唤全民强悍。但是囿于作者的认识水平，不能指出理想的社会应该怎样，只能指出要造反就要彻底，投降是没有出路的。施耐庵当然知道杀人放火、谋财害命的是坏人，但是在异族统治下，一方面敢于反抗就是积极，一方面也希望社会越乱越好，社会越乱，越不好治理，就越便于推翻。因此，他的“善杀人者即英雄”观点，违心地推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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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水浒》的成就及今天怎样认识（1）

《水浒传》究竟是一部什么书？

最简单的答复：《水浒传》是一部描写土匪强盗的书。

土匪强盗，几乎是任何一个社会制度下都有的。描写土匪强盗的书，世界各国都有。《水浒传》的特点，不但详细描写了土匪强盗怎么杀人放火，而且深入地揭露了这些土匪都是怎么来的。因此也可以说：《水浒传》是一部专门描写“土匪成因”的书。

梁山泊聚集了一百单八个土匪头目，还有两万个小头目和小喽啰。这些大小土匪是怎么形成的呢？《水浒传》形象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首先是贪官污吏地主恶霸的陷害。典型的例子是林冲和解珍、解宝。他们都是安善良民。如果不是有人要他们的命，哪怕生活再苦再不如意，他们都能“忍”。从本意上说，他们并不想当强盗。他们被逼上梁山，目的只有一个：求得自己的活命。为了自己活命，他们就不得不杀人，不让别人活命。这就是一条从良民变为土匪的发展道路；一条和“本意”、“本性”矛盾着的道路。

林冲这个个人物，在读者心目中的形象，是在不断地变化的。被高衙内迫害，人们可怜他的遭遇；被解差折磨，人们并不同情他，猪狗一样的东西，为什么不抗争？山神庙前杀陆虞候，人们称赞他终于觉醒；到了梁山泊，王伦要他下山杀人作为“投名状”，他居然“遵命”，就开始不赞同了：你要活命，怎么不想想人家也要活命？按林冲的性格和为人，就应该“拂袖而去”，绝不为自己活命而残杀无辜。可以这样说：自从林冲答应王伦下山杀人，善良而安份守己的林冲就已经“死”了。从此以后的林冲，就是失去人性、不讲是非、只求自己活命的歹徒了。

其次是犯罪分子为了避难而做土匪。典型例子如宋江、晁盖。他们或因为抢劫，或因为杀人，无法在社会上生存了，不得不逃到山上，以抢劫谋生。

有的人是交游不慎，误入歧途。典型例子是史进。他是个庄园主的儿子，一生吃穿不愁，而且当着里正，在乡村里也是个“一呼百诺”的人。但是他崇尚“江湖义气”，和少华山上的土匪勾结上了。从此一步步和土匪靠近，最终弄了个家破人亡，自己也当了土匪强盗。

梁山好汉中占比例最多的，其实是游民和铁杆歹徒。典型例子如张青和王英。他们从来不干好事，为任何一个社会制度所不容。

此外还有少量的人，是被宋江、吴用等人设计骗上山去的。典型例子如卢俊义、徐宁、金大坚。他们实际上都是受害者。

所有这些人，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过要“造反”，更不用说“革命”了。他们或者安于现状，希望长期占领梁山泊，永久“快活”；或者等待朝廷招安，从而达到做官的目的。

施耐庵的最大成功之处，就在于他如实地描写了这些土匪强盗的成因，恰如其分地歌颂了他们的英勇，并没有拔高他们；也没有掩盖他们的种种劣迹。惟一一个拔高了的、不太真实的人物是宋江。但也可能有不得不如此写的苦衷。

《水浒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