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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签了字，一切都合法了，我认为我已经避免了风险，没问题了，所以去年达能拿非合资公司说事，我认为他们太失策了。”

“但是没想到，合资合同是表面上的东西，图穷匕现了！达能最后向我揭的底牌是，宗庆后三宗罪！我不老实点，‘法律程序’就把我送大牢。”

“那为什么现在达能没有启动什么三宗罪法律程序，反而在舆论上造势？”

“他们早就在到处告黑状了！只不过都是捕风捉影的事情，不能把我怎么样！但是我也得小心，因为只要我被拘十天，娃哈哈就会散了人心，乱了套。”

这次我明白了。

在当时，举国公众所知的达娃之争，是“商标”之争、是“宗庆后私生子”非合资公司是否合法之争，是宗庆后在非合资公司兼职是否违约之争……但是2006年底到2007年春天，达能与宗庆后谈判的焦点，并不是“阴阳合同”，也不是“竞业禁止”，达能低价强购非合资公司的砝码，原来并不是合资合同与商标阴阳合同，而是一场“刑事和解”——达能胁迫宗庆后用公司资产换取达能对“三宗罪”的守口如瓶。

这时候我才注意到，我一直当作是达能制造舆论，破坏宗庆后形象的媒体言论背后，竟然含着真正的杀招。对我来说真正的挑战，不单只是打胜民事官司，更重要的是如何保住宗庆后不受刑事程序的影响。

釜底抽薪：达能揭了宗庆后的老底（2）

宗庆后真的出事了——三亿偷税罪？

我们静待的真正危机终于到来了。

2008年4月15日，《财经》杂志赵何娟的署名文章《宗庆后税案风波》，详细披露了宗庆后偷税事件的始末。关注达能纠纷的分析家说：“宗庆后真的出事了。”

《税案》文中声称：　自称“最廉价的CEO”的宗庆后，曾经透露个人的收入：这包括月工资3000欧元、年度工资补贴约10万欧元，另有占合资企业年利润1％的奖金。但是，这只是他的常规收入，根据合营公司的经营业绩，甲方股东（达能方）还要支付与宗先生特别奖励，此外还有加股权分红和自股权回购，更大的一部分收入则来自个人持股——从合资企业和非合资企业获得巨额的分红。

税务部门从达能获得的银行往来凭证显示，1996年－2005年，宗庆后累计获得“服务费”　万美元；在“奖励股”安排中，达能将金加投资有限公司、卡尔文有限公司等境外子公司的若干股权“奖励”给宗庆后，1996年－2006　年，宗从这两家公司的股权分红中，累计获得资金万美元；其余大约4000多万美元，则是达能和金加投资以回购上述两公司股权名义，向宗支付的款项。根据宗庆后本人的要求，这些资金都打入了在香港开立的多个银行账户，这些账户分别属于宗本人、其妻施幼珍、其女宗馥莉，以及娃哈哈集团党委书记杜建英，总金额约为7100万美元。

2007年8月，一名自称“税务研究爱好者”的举报人，实名举报宗庆后隐瞒巨额境内外收入，未如实申报并上缴个人所得税总计共有3亿元。国家税务总局收到举　报后，迅速督促杭州地税局查办，2007年11月稽查局正式立案。目前本案定性的难点，在于在税务部门启动调查后，宗庆后于2007年10月补交了2亿多元的税款，使应交而未交的税款只余数百万元。因此，究竟是以近3亿元立案，还是只追究目前的数百万元税款，税务系统内部仍然存在争论。

中国对于偷税罪的认定非常严格。《刑法》第201条规定，偷税数额在1万元以上、并且达到应纳税额的10％以上的，方构成偷税罪。因此，如果追究宗庆后目前所余税款数百万元，与应纳税额近3亿元相比，也就不足10％。因此，宗氏在调查开始之后、立案前夕补交的2亿多元税款，成为认定其罪与非罪的关键。

这则报道几乎自行宣判了宗庆后的偷税罪，而且配了一张“妙手偶得，引人遐思型新闻图片”：

图片中宗庆后与两个似乎是国家公务人员装束、面目严峻的年轻人在一起。老宗一向不“上照”，跟亲闺女照的照片也一幅眉耷拉、眼耷拉的样子，这张照片上的脸色也不那么好看。乍一看，我吓一跳，宗庆后什么时候进去了吗？我赶紧给宗庆后打电话询问。老宗正气急败坏，他告诉我，身后那俩貌似警察的人物，其实是娃哈哈的保安。

一阵啼笑皆非之后，我们转到了正题：宗庆后的个税究竟交没交过？

在宗庆后与达能的《服务协议》中，白纸黑字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