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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出现，让日夜不停搜寻自己统治漏洞的乾隆又发现了专制政治的一个薄弱环节：民间讲学之风。

在中国历史上，民间讲学现象非常普遍。孔子收徒三千，就首开民间讲学之先河，也正式创立了儒家学派。到了宋代，书院大量出现，名儒大家各自以书院为据点，传授自己体悟到的圣人心法，讲学之风空前繁盛，理学由此兴起并成为儒学的主流。及至明朝，讲学之风达于极盛。大儒王阳明极重讲学，认为这是开启智慧、传播学术的最佳方式，故一生讲学不休，甚至军旅之中也日夜不辍。王阳明的后学们光大乃师之风，或依托于书院，或约期于山水，甚至庙堂林野，寺观名胜，招朋引众，讲学辩论，宗风所及，几乎无处不讲学，无人不讲学。

民间讲学具有高度的自发性和强大的生命力。它的目的是探讨发展学术真谛，陶铸学人完善的人格，而不像官学那样以科举入仕为唯一目标。民间讲学一秉学术自由的原则，尤其重视辩驳争论对学术发展的推动作用。各书院之间经常举行大规模的辩论会，各派学者云集荟萃，彼此攻伐，极大地促进了儒学学理的深入发展。日常师生之间，也注重质疑问难，宋代之后所流行的各家语录，一般就是书院师徒间的问答记录。

然而步入清代，自由讲学之风却戛然而止。萧一山说：“清人以异族入主，时不免存疑忌之心，对于智识阶级为尤甚。聚众讲学，形同煽惑，是以深中清廷之忌。”所以，顺治十七年（1660年），朝廷颁布命令，严禁士子会盟结社。各地民间私人书院也被政府转变为官办，原来自由学术研究的场所沦为科举考试的预备机关，讲学内容与规模受到严格限制。自由讲学之风由是渐息，清代之学术，“乃渐由学术团体，一变而为私人研究”。

然而，天下承平日久，自由讲学之习在乾隆朝又有所抬头。特别是尹嘉铨这样以道学自命的“道学家”，更认为自己获得了圣人的“独传心法”，不传授给他人实在是一种损失，因此私下里仍然大肆收徒聚众，退休之后，更是奔走于各书院之间，宣扬自己的独特见解。乾隆认为，这是“盛世”的一大威胁。

清初统治者反对讲学，主要是怕汉人借此进行阴谋集会。及至乾隆时期，这种威胁几乎已经不存在。乾隆认为，讲学的最大威胁在于容易滋生朋党倾向。对于提倡纲常名教的道学本身，乾隆是坚定支持的。但是对于大小臣工学程、朱、陆、王诸大儒的样子，要求学术自由，百花齐放，自由辩论，他则绝不允许。正如鲁迅所说，“因为一学样，就要讲学，于是而有学说，于是而有门徒，于是而有门户，于是而有门户之争，这就足为‘太平盛世’之累”。盖党内有党，派内有派，是宗教和学术的共同规律。儒学内部并非铁板一块，儒学思想的生长点也是多源的，许多儒学大家往往把自己视为儒家正统，而把他人视为异端或非正统。自由讲学、自由辩论很容易导致一些不同学术派别的争执甚至冲突，而科举出身的朝中官员无不是儒学信徒，学术上的分门别类极容易引发政治上的矛盾斗争。比如宋代朱熹与陆象山就曾经势如水火，彼此辨别不休，在朝大臣也卷入其中，分成派别门户，门户之争又发展成朝臣的朋分角立，引发了朋党之争，不以皇帝的是非为是非。如此，“小则紊乱朝政，大则颠覆宗社”。

所以，乾隆在斥责尹氏的圣旨中说：“古来以讲学为名，致开朋党之渐，如明季东林诸人讲学，以致国是日非，可为鉴戒。乃尹嘉铨反以朋党为是，颠倒是非，显悖圣制。”

专制政治发展到极致，就要打破一切民间自发组织的可能，把一切社会能量纳入政治控制之下。读书人因讲学而聚会，因聚会而议论，正是一种人主无法完全驾驭的力量，是必须禁止的。他训诫大小臣工、读书士子，对道学只要埋头潜修、躬行实践就行了，不可以道统所在自居，大讲其仁义道德。尹嘉铨自己讲学还罢了，又不知深浅地奏请皇帝推崇一系列道学名臣，企图重新挑起“正统”之争，煽动讲学之风，乾隆如何能不赫然震怒？他兴起这场大狱的目的之一，就是要狠狠打击有所抬头的民间自由讲学之风，把一切不利于专制统治的民间力量消灭于萌芽之中。

掌握了尹嘉铨的“罪证”，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三月二十八日，皇帝钦命以大学士三宝为首组成专案组，对尹嘉铨进行审讯。

审讯进行得极有特点。在皇帝的授意下，审案大臣并不拷问尹嘉铨的“大逆”实迹。他们知道，这个“道学家”、书呆子，一辈子只知道读书做文，想成为大圣大贤，“永垂青史”，因此不可能有什么实质性的“反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