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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不清者二十二人，又各种职业的疯汉十八人。这一现象，是乾隆以前任何一个朝代的文字狱从未发生过的，这就打破了士大夫阶层“垄断”文字狱“专利”的局面。

这些乡野小民、精神病患者和小知识分子之所以身陷文字狱，大抵有三个原因。一是为人不安分，“出位妄言”，妄议国家大政；二是涉嫌传播有民间宗教内容的“邪书”“图谱”，被怀疑有秘密传教和结社的背景；三是自称“托梦”“天命”“下凡”等，举止荒唐，“妖言惑众”。

乾隆对历朝农民起义的规律深有研究。通过总结中国历史，他得出一个结论，社会底层最危险的人物是“失意文人”。他多次提醒地方官，要注意地方上的“失意文人”作乱。

乾隆认为，读书人大多功名心极盛，读书的目的，就是为了荣华富贵。一旦科举不顺，腾达无望，也不会甘于埋头做农民，而一定要想方设法改变自己的命运，所以他们最容易起不轨之心。而这些人又粗识文字，头脑灵活，因此是大清王朝最危险的潜在敌人之一。事实上，在乾隆朝前期几起起义中，“失意文人”的身影确乎不时隐显其间。马朝柱本人就识文断字，似乎算得上是“失意文人”。福建蔡荣祖反清案中，蔡荣祖本身是一名秀才，与他共同起事的冯珩则是道士。王伦起义中的军师范伟也是个底层文人。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在全国范围内发生了另一起莫名其妙的大案“割辫案”。乾隆即提醒地方官员，追查案源时最可注意的是“士子内屡试不第自负才高学广而不得志者”。

乾隆蓄意痛惩这些“满怀好心”的献策献词者，无疑是为了“以昭炯戒”，杀一儆百，消灭他们的“不安分”之心。皇帝治国的理想是“总一海内，整齐万民”，使全国人民都生活在高度纪律化之下。他认为，政治是肉食者谋的事。作为民间知识分子，他们唯一的晋升途径就是老老实实读书进学，此外任何一种钻营都是不正当的。

对于没有任何政治企图的献词者，比如为了爱情而献书的冯起炎，他可以放一条生路。而对“妄议国政”，事干政治者，他绝不放过，非使其家破人亡不可。通过这些惨案，皇帝严肃提醒底层民众，国家不需要任何底层社会的自发政治热情，只需要他们的驯服和沉默。

乾隆朝另外许多文字狱，其实是与打击民间宗教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民间宗教和秘密会社历来是农民起义的温床。自汉代以后，几乎所有大的农民起义，都有着民间宗教的背景。东汉末年的黄巾军，以“五斗米教”聚敛人心。方腊起义，借的是明教的招牌。元末彭莹玉起兵，以“白莲教”为旗帜。而马朝柱案件也典型地具备民间秘密结社的特征。

自马案以后，乾隆对于那些有任何民间宗教及结社嫌疑的文字，都十分警惕。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阜宁查出老百姓周瑞家有“妖书”一本，名叫《古圣遗书》，内中不过是刘伯温推背图，预测天下运数等，原是民间常见之物。乾隆得知后，神经紧张，小题大做，批示道：“甚可恶！非寻常劝人吃斋之可比，当尽法穷究。”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九月，山西一个算命的游民席守业在外地游荡时，被搜出身携一纸，所写内容据说是湖北武当山上，一场大雨之后，冲出的一块石碑上的文字，也是预测未来吉凶，说将有刀兵临世。皇帝对此事的批复是：“此等荒诞不经之事，流播民间，惑人听闻，自当严切查拿，务得造作为首之人，重加惩治。”

这些案件，历来被归为“文字狱”档，实际上这只是乾隆为防范民间宗教及结社而采取的恐怖手段，与传统文字狱性质截然不同。

乾隆朝此类“文字狱”，大多是无中生有，小题大做，除了反映统治者的“杯弓蛇影”外，没有什么意义。但是瞎猫有时也能碰到死耗子，乾隆通过大撒文字之网，居然还真侦破过一起货真价实的教案。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山东小长治村李孟炳等人携带“邪书”，到河南临颍县一带传八卦教，为地方差役查获。地方官随即展开调查，又在临颍县一个教徒家中搜得《训书》一部，内容荒诞不经。河南巡抚将“经书”上呈御览。这些地方大吏的“阶级斗争”弦远没有乾隆绷得紧，审查数遍，也没看出书中有什么“悖逆情事”。倒是乾隆皇帝极为精细，“经书”报送上来后，他细细阅读一遍，“敏锐”地发现了问题。他发现，书中有一字经过了涂改，把“胡”改成了“明”：逆书中有“平明不出周刘户，进在戊辰己巳年”之句。朕阅“平明”之“明”左旁日字有补改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