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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450年的时间。

乾隆六年（1741年），第1次全国规模的人口普查结果是共有人口14341万，由于经济繁荣，农业发展，到乾隆六十年（1795年），人口增至29696万。也就是说，中国历史上第3次人口翻番，只用了54年时间。而且其直线上升趋势，也与此前波浪式增长迥然有别。人们在论及乾隆年间的人口发展时，几乎较为一致地称为“人口爆炸”“人口奇迹”。以10亿亩上下的耕地养活30％左右的世界人口，而能长期保持国家安定和社会稳定，谈何容易。这不能不说是康乾盛世又一个超越千古的成就。

戴逸先生说：“传统观点认为汉、唐是真正的盛世，无论国力还是文化等诸多方面都达到极盛，而清朝已经开始衰落，不如汉唐。我则以为，康雍乾盛世是中国历史上发展程度最高、最兴旺繁荣的盛世。”从物质财富角度看，这确实是不易之论。

三　“盛世”的四个支点

乾隆盛世的诞生，是多方面因素综合的结果。除了以大权独揽形成稳定的政治局面，除了重视农业和农民，除了彻底平定了准噶尔，乾隆顺利攀上盛世之巅还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父祖两代奠定的基业。

人治之下的中国之所以多灾多难，主要原因就是统治者素质大多平庸低下，偶尔出现几个雄才大略者，也是忽起忽落，难以持续，前代积累的统治成果很容易被下一代某个轻率的错误葬送殆尽。所以，中国历史上很难出现长期连续的和平稳定时期。汉代的文景之治，不过四十多年，其间还夹杂着规模庞大的七国之乱。大唐盛世中的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中间也隔了一段相当长的政治动荡时期。

乾隆能成功，一半是由于清王朝的择优立储原则，一半是由于历史的偶然性，素质一流的三位皇帝实现了政治接力，时间长达一百三十多年。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乾隆登基之时，继承的是令所有皇帝都羡慕的基业。康熙和雍正在制度上实现了摊丁入亩、养廉银、密折制度、军机处等一系列宝贵的创新，为乾隆铺设了驶往全盛的轨道。乾隆本身是实干家而并非思想家，事实上，乾隆一朝的内政外交大方针，一秉父祖遗轨，并没有大的制度创新。只不过他出色的实践能力使这些大政方针落实得恰到好处。

第二，乾隆的勤政。

优秀的遗传、良好的教育、成功的自我砥砺，乾隆皇帝在学生时期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宝贵的品质：诸事有恒。他一生生活起居，都如钟表般有规律。清代史学家赵翼以他的亲身感受记下了乾隆皇帝的勤政情形：

皇帝每天早上都在卯时（六点钟）出宫……从寝宫出来，每过一道门，就放一声爆竹。我们在直舍值日，听到爆竹从远到近，就知道圣驾到了乾清宫。冬天的这个时候，蜡烛还要再烧一寸多，天才大亮。我们十多个人值班，五六天轮一个早班，已经觉得很累了。谁知道皇帝天天如此。这还是平时。当西陲用兵之时，如果有军报到了，虽然是夜半时分也必然亲自览阅，然后召集军机大臣到前面指示机宜，动辄千百余言。我那时负责撰拟文件，从起草到作成楷书进呈，有时需要一两个小时，皇上仍然披着衣服在等。（《檐曝杂记》卷一）

一个朝鲜人也记下了乾隆成了固定模式的起居：

卯时而起，进早膳，然后看文件，召见公卿大臣们讨论如何处理，一直到中午。晚膳后还要继续处理没看完的公文，或者读书写字作诗，一直到睡觉时分。

从登基到离世，乾隆基本上都是按这个日程生活，六十多年没有变化。

历代皇帝临朝，都是大臣们齐集之后，皇帝大驾才姗姗而来。可是在乾隆朝，却屡屡出现皇帝枯坐宫中，苦等大臣不到的情景。其原因不是乾隆朝的大臣们特别傲慢或者懒惰，而是因为皇帝起得太早了。每天微露曙光之际，皇帝就已经穿戴整齐，做好准备，静坐宫中。经常是太监们出去看了好几次，大臣们“始云齐集”。皇帝等得不耐烦，只好“流连经史，坐以俟之”，看书来打发时间。以至于皇帝经常发火，降旨要求群臣提前上班：“凡朕御门听政，辨色而起。每遣人询问诸臣会齐集否。数次之后，始云齐集。即今日亦复如是。诸臣于御门奏事，尚且迟迟后期，则每日入署办事，更可想见。”又说：“近见各部奏事，率过辰而至巳（相当于今日晨七时至九时之间），朕昧爽而兴，惟流连经史，坐以俟之而已。此岂君臣交儆、勤于为治之义耶？”

即使生病，乾隆也照常工作。乾隆五年（1740年）正月，他连日宴请外藩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