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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得它们奇怪，纳闷于这些意象的荒诞不经和离题万里。

我也曾追问过所有孩子都问过的老问题：婴儿是从哪里来的？稍大一点后我的问题变成了：“女人怎么会怀孕？”这不单出于好奇，我真的为此担心。我犯了不该犯的错误会不会怀孕？又如果吃错东西，站错地方，或者睡错了床呢？记得读过一篇故事，说从前有个女孩儿家吃了一棵梅子，结果有了一个男孩，她唤这个男孩作杨梅子。又有一个传说，讲一位少女踩着了神的脚印，她感到内心一动，立刻就怀上了胎。我有个一零一中的朋友告诉我，女孩怀孕是因为男孩吻过她的嘴唇。也有人表示异议，说女孩怀孕是因为和男孩在同一房间午睡。

现在我才知道过去这些猜测有多傻。我们的同学在家多半都有自己单独的卧室——到了农场我才意识到这对大多数中国家庭来说有多奢侈。即便对性略有所知的男女知青也一样受到我们所从事的日常工作的影响，干这活儿就像是天天在看黄色电影。事实上，我们不单看，陈还要求我们参与。

他时不时分配我们帮公猪和母猪交配，陈是猪号的头，这儿的一切都是革命工作，他派下来的活儿我不便拒绝。我也不想拒绝，我怕这样做会泄露了消息，让他怀疑我其实并没有那么坚强。否则任他绞尽脑汁，也拿不出证据。

我便干起了这份工作，陈在背后看着我，我讨厌他的这一举动，然而又没有抗议的理由，他会说他只不过在看我于得对不对。他的脸上会流露出一丝微笑，当然这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解释。

公猪母猪圈在一起，疯也似地发泄着兽欲。我和陈则相互提防着。公猪跃上母猪的背，我得用手帮它把抖得满是泡沫的生殖器塞进母猪的阴道，于这话时我得保持呼吸正常，不能脸红，好在这点还能做到。但我很难压制自己内心的冲动，压制突如其来的欲火。我非草木，已经年满十七，身体健康，七情六欲俱在。尽管我为人清高，尽管我理智健全，有所谓良好的家教，我依然抑制不住像猪般泄欲的疯狂的念头。甚至可以就在当时当地，和任何男人。陈就在我身边看着我，半步之遥，他能看穿我的身心么？我说什么也不能让他看穿我的这些念头！

说实话，我一直弄不清陈到底知不知道我的这些心里活动。有时我几乎敢断言他对我们没安好心，但有时我又推翻这一结论。有时我甚至觉得他对我和另一个北京女知青袁怀有特别的好感，我们俩是他的得意门生，跟他学会很多活计，除了养猪，他还教我们兽医、瓦工、木工。他这些事样样拿得起，公道地说，他蛮聪明，也很勤劳。

我们刚到养猪场不久，陈就开始教我们基本的医药知识。然后他教我们给猪打针，这绝非易事，我们得用粗针猛劲扎透厚厚的猪皮，在眨眼工夫将药液完全推进去，猪感到疼后会踢腾起来。经过一番实践，我们做这活儿完全得心应手了。而后，陈又教我们施行手术，如治疗脓疮。疝气，阉割仔猪。这些活儿中，要数阉割母猪仔的手术最棘手：用一把锋利的柳叶刀在一头吱哇乱动的小母猪肚子上恰到好处地切入，刀口不能太深，也不能太浅，这样在刀口处使点劲，卵巢和输卵管就跑了出来，然后在血流如注中将这些东西去除干净，再一针针把刀口缝合起来。整个过程不用麻药。

出起差错会很致命，第一次动这个手术我就失败了，不知是割得太深还是割得位置偏了，我一刀下去，血便狂喷出来，一两分钟，刚才还活蹦乱跳的一头肥嘟嘟的小猪就在我手中一命呜呼了。我浑身发抖，不知所措，告诉陈我不干了。但陈说谁干这第一回都难保不弄死一两头猪，“别灰心，再试一次！”

我哆哆嗦嗦又抓起另一头猪。陈站在我后边，右手有力而准确地把着我的手，一直做到手术结束。袁则死命压住挣扎的小猪。这次手术很成功。我们直起腰来，我不由得对陈发出会心的微笑。3个人此刻的模样定然颇滑稽：一头一脑的汗，眼睛亮闪闪，乐不可支的样子，手上血淋淋的，像刚参与了一场凶杀案。

然后轮到袁操刀，又一头小猪的灾难降临。但一次次我们的经验越来越丰富，信心也越来越强，到后来我们做的手术与陈做的难分仲伯。听说单是这一技傍身，在中国农村的任何一地我都可以生活得像模像样。

随后几年中，有大量知青从上海、天津、杭州、哈尔滨、青岛等地来到这儿。1969年，村里的知青人数超过200人。其中有八九个人和几个本地女孩经常在猪号干活。如果陈喜欢炫耀，教年轻人活计，为什么他从没教其他人，而独独教袁和我？我们不在同一个政治阵营中，还准备把他拉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