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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毕业分到江苏工作期间，当时的同事就说我女儿小小年纪跑的码头够多了。那时我与妻子分居两地，女儿一会儿在妻子那儿，一会儿在我这儿，后来我们到了武汉，现在又跟着我们来到北京。由于频繁迁移，女儿的幼儿园总共上了5年，到7岁该上小学时还被学校强制着上了一年学前班，所以她的岁数一直大于她的同班同学。尽管我们当时到学校去向老师介绍她是如何聪明和努力，不需要再上学前班，但还是莫名其妙地被学校强调从南方来的孩子更需要好好学普通话而放弃了妄想。。我们只好自我安慰，这样也好，比别的孩子大上一两岁，更有利于她的身心发展。女儿也算是给了我们面子，上一年级时，就成了班主任老师的忘年交，可以在大冬天不让她去上操，留在教室里与老师谈心。这位新婚不久的女老师，甚至与我女儿谈到了自己在新的家庭里的生活困境。

在女儿这些年的学习生活中，仅有一次我问过她的成绩，那是从农村小学随我们搬家转到城里小学上二年级时，她得过一次不到80分的成绩。这使我很惊奇，因为她在原来的学校里从来是双百。不过后来我意识到这次过问完全显得多余，因为到转学的第一学期末，她的成绩就已经在班上名列前矛。

我们从来不在女儿面前谈起户口这一类问题，尽管由于户口问题使我们每学期要向学校多交几百元钱，而且在女儿所在的小学并入一所所谓重点学校时，我们还被勒索性地一次交了6000元钱赞助。那是一个火烧眉毛的日子。开学了，女儿到班上去，正上着课，有人进来递了一个纸条，于是老师突然宣布：某某同学，现在请你回家，让你家长来交赞助费。女儿哭着回到家里，说了情况，她妈妈立即赶到学校的校长办公室，希望能通过解释情况减免赞助。校长办公室里，已经有10几位家长，他们中有一位是从外地来的扫街女工，她的那点儿工资肯定无法支付这笔赞助费，因此她只能哭求。我妻子还有办法，赶紧给我打电话，要我想办法。本来，以我的修炼对来北京后发生的诸如此类的事情的处理一概是不紧不慢，但这一回我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因为孩子的委屈实在是由于我们的盲动造成的，不是不报时侯未到。于是我利用我的职权，头一回未经有关程序，从公司拿了一张支票，火速回家。然后才向我的上级报告。尽管如此，我觉得我们比起那位清洁女工还是天上地下。她的儿子可能就此失学，据说后来她还是四处借债凑齐了这笔赞助费，看来那位腰挎BP机手持大哥大的校长先生还是难不倒天下父母，或者说这笔赞助费绝不是天文数字。当我听到妻子描述这位校长手持大哥大的英姿时，我实在忍不住修炼，嘴里嘀咕了一句：这世道真他妈流氓都可以做孔夫子。一位家长说他的孩子只在这里上一学期时，那位校长说你就是上一天也要交6000元！对这位校长，我一时还真没有办法，记得我接到妻子的告急电话时，我连呼了中央电视台的几位同学，希望能通过他们的关系达到帮我减免赞助的目的，但同学们的回答一致是一时半会儿拿不出办法。新闻媒介的朋友是我最硬的关系了，他们或许可以在事后进行报道，但那时钱也交了，况且我的女儿还在这个学校上学，万一弄得不好，也有可能被勒令退学，一个小学校长也有了大哥大，谁知道他是黑道白道，又况且，教育是我们国家发展的命脉，本来教师的状况就令人同情，新闻媒介哪里敢在他们头上开刀，不是转移了斗争大方向吗？我只能说是我的红眼病发作了，凭什么小学校校长不能拿大哥大，只能你们公司老板为所欲为？你们不就是有点钱吗？可是我们小学仅仅这一笔赞助就能收到几十万，加上孩子们交的各种名目的借读费、管理班费、学杂费、小饭桌费，这所小学一下子收到的资金就有几百万，比你公司老板神气多了。

直到最近，我才开始与女儿小心地讨论一点关于户口所引起的她在学校的身分问题。女儿告诉我，虽然全班只有她一个赞助生，但没有同学对她另有看法，我的心顿然宽慰，赶紧给她打气：〃你要这么想，全班只有你一个是交了大钱上学的，你应该为此而自豪。〃算起来，女儿已经给我捧回了5张奖状，每学期一张（现在是她的第六个学期）。

在我们这个时代，做官不知怎么也成了孩子的一种欲望，因为转学，女儿没能进入中队委班子，但由于她在全班的民主选举中得票第三，老师为了照顾原有班子和尊重民主意愿，让她做了一个小队长，发给了她一道杠的标志。回到家里，我说这也不错，但女儿却满不服气，并且从此把那标志扔在家里，直到学校说不戴标志要扣分以后，才无可奈何地戴上。好在最近女儿的心态有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