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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逃出皇宫大内，流落于天下——或许并不是孬种惹的祸，而是这鹿娇贵，在皇宫呆腻了，也想到村镇乡野，舒筋活骨，换换口味。于是，祸及孬种一族，也殃及黎民百姓。因为在原来的土地上又重新开始与前几轮没有多大区别的新一轮的逐鹿游戏——极其残酷又十分悲哀。其残酷在于：这种逐鹿游戏是在集团与集团之间展开的斩草除根式的兵戎相见，非要把敌对的集团从自己的视野内永远抹去不可。于是，处在集团与集团夹缝之间的黎民百姓，生灵涂炭在所难免；而在这块土地上，历朝历代普通百姓用智慧和血汗所创造的物质财富，也被摧毁殆尽，类如阿房宫香消玉殒。其悲哀在于：每隔几百年，甚至更短只有几十年，整个民族，就要陷入轮回大动荡——不仅剧烈到翻天覆地，而且短则持续几十年，长则上百年。同时，似乎整个民族永远没有智慧摆脱这个轮回怪圈的纠缠，只能任其摆布折磨，只能在其中苦苦挣扎。

因此，这种历史轮回悲剧，不仅仅是皇家个人恩怨的报应，而是整个民族的不幸。

也因此，不得不折服于西人在政治上高瞻远瞩的智慧与博大坦荡的胸襟。

在雅典的政治领袖里，有一位名叫伯里克利的，在一篇著名的演说辞中说：“……政治不是为少数人独占，而是为多数人共有。任何人都有平等的发言权。一个人的才能超过众人，我们就给他很高的地位。假使有一个人能为国家做事，虽然出生贫寒，但我们不能因此阻断他的仕途……”。由此观之，可见：政治为多数人所共享而非个人私产，这一政治理念，在西方由来已久。

于是，其追逐最高政治权利的精神和方式，与国人大相径庭——假如也把最高政治权利比作“鹿”，那么其高明之处在于：定期把鹿从皇城国都主动地逐出，有意让其奔走于乡野，穿梭于城镇，并告之于该国公民，人人尽可逐之——至于鹿由谁捕获已不重要——因为只要是该国公民也只要其遵循逐鹿原则，足矣。

不是么？不管由谁捕获，决不意味你一己或你一家，可以完全把它占为己有。因为整个社会或整个民族已经形成一个共识：鹿属于大家，大家也该定期逐鹿。因而，人们可以用投票的方式，温和地来表决一届政府的去留。从而，有效地跳出了轮回动荡的怪圈。

因此，两种逐鹿方式，孰优孰劣，不言自明。

也许国人的逐鹿方式已属历史，被尘封在历史的记忆里——犹如妖魔鬼怪被锁镇于道教圣地龙虎山，再没有哪位敢像《水浒传》中的洪太尉去误走它！

2000…11…20

7　尘烟中的历史

唐代李渊主动禅让给二儿子李四民，是发生在李四民于国都长安玄武门公然弑兄杀弟之后，其中是否有什么难言之隐——历史并未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历史上类似于此种政变的事例还很多：宋朝的开国帝王赵匡胤把帝位传给其第赵光义，而非其子。据传，也演义了一出典型的弑兄篡位疑案，人称“斧光烛影”，即是公元976年，赵匡胤卧病在床，他的弟弟赵光义前去探视，这时有人从窗户外看见有两个人交手的动作和听到斧子的声音，紧接着就宣布宋太祖晏驾了。明成祖朱棣公然以“清君侧”为名通过“靖难之役”从侄儿建文帝手中夺取了皇位，随后建文帝何去何从，一直是个谜。

如今，当我们这些后来者想用严肃的眼光去重新审视这一桩桩历史疑案时，会发现很难复原其本来的面目，因为所有的一切多被要么冠冕堂皇的字辞涂鸦的一干二净要么只字不提，于是，我们现今只能看见其间尘埃落地之后的蛛丝马迹，也只能籍此并结合人们的口授言传之野史去大胆的臆断和揣测——就好比他们即便真是“贼”，也仅能用“怀疑”二字。

当然，我们去考究这些，并非去论证他们动机之背后的道德情操之高与下，更何况李四民和朱棣也确实具备帝王的经国济世之雄才伟略，把国家治理的井井有条，达到国泰民安与国富民强的治国至高境界（也不排除李兄朱侄若真治国不如他们俩）；而在于说明一个问题：封建时代，中国的历史是为最高统治帝王歌功颂德与粉饰装点的历史，是成者为王败者寇的历史。

因此，不管是阅读历史，聊以*；还是研究历史，以鉴后人。除了对庙堂之上的正史顶礼膜拜，也应该对散落于坊间的野史悉心搜索，拿捏其中之分寸，以正视听，尽量还历史以公道，尤其是对民族对社会对历史……有利有益有功有德之芸芸众生。因为纵观历史，会发现一条简单的定律：历史本来就是普通人民创造的，而不是哪一个政党与哪一个派别一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