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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感受着并不为他人所注意的空气中的气息

同样是这超乎寻常人的嗅觉，把孙隆龙的目光，引导到了卧室的床底下——

一块质地高级的金橙色提花厚羊毛毯子，似乎是被不负责任的佣人匆匆折叠了一下，胡乱地塞在了里面

当秋姗回到上海的时候，加上漫长的海上航行，将近五十天的时间过去了。

她在东京开始还算是顺利的，似乎要归功于日本人那一丝不苟的国民性格。她到退休老助产士白木阿姨过去的老住址，发现原来的旧木造小房子，早已经变成了一栋四层的水泥商住楼。

她只好来到当地的区役所户籍管理部门，请求那位没有笑容的中年公务员帮助自己，查找白木现在的住址。

中年公务员鼻梁上的眼镜片，厚得就跟瓶子底儿一样。秋姗委实担心这样的视力，多半会影响他的工作效率果然不错，他让秋姗等待了足足半个钟头。

每每见到日本人那种事无巨细、近乎于刻板的认真，秋姗就难免会联想到，中国的大小官僚、各种机构无处不在的混乱和推卸

那位管理“户籍誊本”的公务员，明明是他在为你查阅厚厚一大本居民住址的移动记录，到头来还对你鞠躬致欠；尽管他生来面无表情，还客客气气地道一声：“让您久等了。”

秋姗特地让出租车绕道，路过自己曾经实习过的中央区圣路加病院。高大宏伟的石基大楼，总是很令人感慨西方的教会系统竟能够在明治时期，就为东京都创建了如此完善而壮观的综合性现代病院——

在日本，与中国汉字的用法相反，但凡被叫作“医院”的，通常是指像她那个“秋姗诊所”或规模很小的专科病院；相反，被叫作什么什么“病院”的，相反却是比较具有规模的，功能俱全的大、中型医院。

好在白木阿姨并没有迁居到遥远的地方县、郡去，她仍住在东京一个叫“深川”的老街区，距离圣路加病院只有几站的公共汽车。

旧地重游，一晃已经过去五、六年了。秋姗留学回国不久，开始还能够跟白木阿姨保持联系，每年元旦，都收到她那字迹十分女性化的日文明信片贺年卡。后来，不知为什么，邮路中断了

当敲开了一栋木结构小屋的木条拉门时，白木那张几乎没有发生太多年龄变化的面孔，也不知为什么，竟立刻就让秋姗联想到自己薄命的妈妈她的眼睛湿润了。

白木阿姨仍然是独身一人，跟七只陆续被收留的流浪猫生活在一起。秋姗努力恢复自己的日语口语，把那些让白木欣喜万分的丝绸面料和龙井茶送给她以后，便把自己千里迢迢此行的来意，一五一十地讲述出来

当然，关键还是那两张面孔与自己一模一样的照片：一张是印在那份悬赏寻人启事上的“殷婉圆”，另一张是上海一个慈善基金组织宣传海报上的“殷婉方”。

令秋姗感到意外的是，白木阿姨几乎不是在用眼睛，而是用自己的心，很久很久地凝视着那两张照片上的姑娘

日本女性大多具有小心周到的为人。尽管早几年前，白木就知道了秋姗母亲“肖桑”突然病逝的消息，她还是仔仔细细地向秋姗询问了母亲去世前后的所有细节洒下了悼念的眼泪，还特地为她在自己家的神龛，点燃一炷线香，双手合十，默祷了一番。

接着，她手忙脚乱地招呼远道而来的客人，烤制了一种发音叫“桑玛”的细长海鱼。秋姗知道，这是鱼市上最便宜的水产品，但她很感激，白木阿姨让自己回味的是清贫的留学生活：

大米饭就着热乎乎的豆腐酱汤，加上红艳艳的酸梅干和一咬“嘎叽嘎叽”的腌制大根（长形的大白萝卜）

天黑了，白木不由分说地让秋姗把香皂、毛巾、木梳和换洗的衣裤，裹进一块绿底儿白花纹的小包袱皮，蹬上一双“嗒、嗒”作响的木屐，一起到“钱汤”（公共浴池）去泡澡。低头一钻进门口那深蓝色的半截暖帘，秋姗听到钱汤的老板娘跟白木打招呼：这个美人是谁啊？

白木不加思索地回答说：“我的中国女儿呀——”

晚上，两人并排钻进榻榻米上厚厚的“布团”（被褥）入睡，老太太也不对秋姗正经说点儿什么。聊啊聊啊，说的都是闲话——

秋姗还是说起自己常做的梦来：“我从小到大都在做着同一个梦——自己跟两个小女孩在一起，玩儿过家家。我们三个人，穿着一样的棉布罩衫，还是红地小白花儿的呢。我们三个人长得一般高，笑时，会露出一样的小豁牙来可睁开眼睛，永远只有我一个人其实，我连爸爸的照片，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