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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是口口声声地要和公家平起平坐，作职业闲人吗？现在夹尾巴作人还来得及。”我笑他。�

“人是最暴戾又是他妈最下贱的，马克·吐温说人类是世界上最该死的最该诅咒的种类。人需要压力，要逼。人这种动物，一生下来就是邪恶的就是奔坏人长的，稍不留神就要干出鸡鸣狗盗伤天害理之事，非逼他他才会干好事。我的问题是现在没有人逼我学好，满街都是想占你便宜的坏蛋！”他喟然叹道。�

“我这次就是出去就是找压力的。”�

“把我也捎上？”�

“那边不是闲人呆的地方，中闲委在那边没有建立基层组织，据说那边没群众基础！”我调侃道，“你又没有什么特长。”�

“我饭量酒量不错，饭局上用得着。”�

“我都准备每天吃一顿饭呢！还好意思说出口？你那也叫特长？”�

“我给你拎包吧。”他恬着脸说。�

“我都还指望碰上个富有而寂寞的老太太哩！”我哈哈大笑，用启子打开啤酒。�

“想谋财害命呀？”�

“她用财产换童身，我用青春赌明天，等价交换，合情合理嘛。”�

“天哪，你他妈的还在自摸——还素着？”他猛地喷出一口酒，呛得直咳嗽。�

“假老练！难道你解决了？”我反笑他。�

“去年秋天就解决了——确切地说正是九月十日教师节那天！空手套白狼！妈的，那娘们真浪，小弟弟差点伺候不了。”接着他不顾场合开始绘声绘色地讲他的艳遇。文化人的艳遇通常是以谈文学开始的，他们也难免落入俗套。他讲了他们如何在图书馆搭讪，他又如何巧妙地制造了两人心照不宣的邂逅，他如何欲遮还羞地提出了吃喝玩乐的邀请，那娘们又是如何假意地推辞又准时赴约，他们又是如何从王蒙谈到了王朔，从郁达夫谈到了菲茨杰拉德，从顾城谈到了杰克。伦敦，从小仲马谈到弗罗伊德，从地上谈到了床上，她如何引诱他，他如何“就范”，他如何失了身，他如何和她老公谈判，以后又如何一发而不可收……�“怎么样？我用实际行动度过了自己的第一个教师节！”他说完得意地问。�

看到我一串粘稠的唾液准确地掉进了茶杯，他大声地恶作剧般地嘲笑我：“看看你那馋样！唉，你真不容易呀，要不要今晚我把她叫来给你破处，反正是捡来的嘛！”�

我羞愧难当，脸红到脖子梗，口里却振振有词：“你他妈的失身于一少妇，捡个烂蕃茄吃还自以为爽！”�

“你看见你家的房子着火了，你他妈的连洗脚水都不嫌赃。”他诡辩。�

“啃别人啃过的馒头，真恶心！”我皱起鼻子。�

“啃过的馒头再啃一口没关系嘛。”他哈哈大笑。�

“好了好了，别说那些乌七八糟的事了。”我把话题岔开，端起硕大的啤酒杯提议，“来来，还是为我们闲散阶层队伍的不断壮大而干杯！”�

“还要为你这个全世界仅存的稀有动物——童子娃干杯！”他放肆地说。�

当我们酒足饭饱，叼着香烟，打着舒坦的嗝儿，偏偏倒倒地从酒店出来的时候，已经是夜幕低垂，一片灯火辉煌的海洋了。成都——这个以烹调、悠闲和小家子气闻名于世，仍不失为中国西部最好的城市，由于长期观念陈旧裹足而行，有些落后了。据说新省长上任就雷厉风行，成都正扯下裹脚布，痛彻地反思并摒弃了从小家子气上升到理论的美其名曰的“盆地意识”，加快了改革开放的步伐，拼命追逐现代化，雄心勃勃志在必得地成为国际大都会。�

我们先到他家，放下行李，洗漱梳理之后又出了门，我们从他家所在的桥头，沿着成都的“长安街”自东向西而行。我们喝了不少的酒，醉哄哄地摇晃着身子，叶冬江以其特有的外八字步伐加剧了摇晃的弧度。一路上我们肆无忌惮地吼起了《解决》：“……眼前的问题很多无法解决，总是没什么机会是更大的问题，忽然发现你正看着我，脑子里闪过的念头是先把你解决……”吓得温文而雅的成都人赶紧给两个疯子让道。老实说，大学时我俩就是全校闻名的摇滚歌手兼走廊歌星。�

路过东风电影院时，冬江非要去玩电子游戏机。我们走进偌大的游戏厅，几十台游戏机排成几溜。使我吃惊的是，那些聚精会神，目不转睛地伏在这些儿童游戏机前厮杀鏖战，口中杀声不断的几乎都是成年人。这些人大都穿着T恤、背心、短裤、拖鞋，一副悠闲慵懒状，许多人都穿着文化衫子，其中有三句最赫然入目，一句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