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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了十瓶波尔多葡萄酒，买了一条极品云烟，唱了二十八首歌，占用五个包厢各两个小时，一共才花了8888元——据说还打了8折，全是发，吉利嘛。糜局长乐呵呵地拿起吧台的圆珠笔，把帐单垫在一个胖妞的大腿上，很潇洒地签上了自己的大名。一边慢悠悠笑嘻嘻地说：“花钱不多，抱着暖和。”这时我才知道我们局是每两周结一次帐的。�

我们出歌舞厅时已经快晚上12点了，但大家异常兴奋，个个精神抖擞，容光焕发，根本不象在办公室时无精打采要死不活的样子。一样是干工作，环境不同效果真是不一样。�

在楼道拐角处，糜局长避开众人从他手提包内抽出2000元现金给我，吩咐我：“呆会儿陪各位领导打麻将。记住，只许点炮，不许胡牌，直到点完为止。只要他们高兴就行。这是工作。”�

天哪！这真是我有生以来接到的最荒唐的命令！它相当于长官命令士兵只许挨枪子儿不许还击直到挨上送命为止，相当于老师命令学生考试答非所问直到交白卷为止，相当于教练命令运动员往自家球门里踢球直到比赛结束为止，不客气地说它相当于老公命令自己老婆陪别的男人睡觉直到怀上别人的种为止……�

瞧瞧，读者老爷，我就是这样被绑上刑场的，我冤不冤？�

我们在雅间坐定，上了一壶龙井，几碟瓜籽、牛肉干、葡萄干，摆好麻将，于是一场我有生以来空前绝后惨绝人寰的“麻坛大屠杀”开始了。�

糜局长给每个人发了2000元现金作铺底用，然后抱歉地说：“我先休息一下，小李代表我上，他死了我再来。”�

老黄宣布我们的规矩是一百元一炮，拳打脚踢（蒙城方言，即平胡100元；大对子、杠上炮、缺一门、带杠带归翻一番200元；杠上花、巧七对、双杠、双归翻两番300元；清一色、龙七对、大对子杠上花、双杠杠上花翻三番400元；清一色一条龙、清一色杠上花、清一色大对子翻四番500元）。�

先是客客气气地打了一圈，分别由老侯老孙和我各点一炮，老黄自逮一把。随后，桌上渐露杀机，气氛徒变，出牌都相当凶悍老辣。真是天助我也，任凭我怎样绞尽脑汁、千方百计想往枪口上撞，总是能逢凶化吉，大难不死。看来安心为别人点炮并不比专心为自己胡牌容易，只是我连续十多圈“一局未胡”。这种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滋味真不好受，渐渐地我变得倦慵木讷，对牌局索然失味，完全凭感觉出牌，却连连点炮，乐得几位笑不拢嘴，我自我解嘲：“不是技术问题，是手臭——运气就象狗，打都打不走嘛！”糜局长也安慰我说：“没关系没关系，下次捞回来，先赢的是纸，后赢的才是钱！”�

这次终于来了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真不知怎么搞的，牌一上手就几乎全是条子，只摸了三圈就把手上的两张杂牌换掉，又摸了一转，天哪，清一色一条龙带杠下了轿！而且是么四七条三个轿！先是老侯打了张么鸡，老黄跟了张么鸡，我放了两马，我想的是先放他们一马再自摸上手，极不情愿地开胡，脸面上也说得过去。只是这把自摸太残酷，翻5番，家家付600元，除了捞回我“输”出去的600元，还可以反赢1200元！我的心紧张起来，摸了不到两圈，我审牌的那一刹那，天哪！我的心狂跳不止，我摸了张四条！我捏在手里掂量着颤抖着，我清楚地意识到这是1800元！1800元哪！坐在我身后的糜局长却偷偷地掐我后脊背，嘴里抱怨：“那么孬的牌留着干嘛，打呀！”�

我只好一咬牙将四条打了出去，老黄啪地推倒两张牌，把我吓了一大跳——好在他只是筑牌。“下轿了呵！”他乐呵呵地说。�

七条！我又摸了张七条！真是天无绝人之路！连糜局长也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其余3人都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读者老爷，您给评评理，我该怎么办？如果我双手一推牌，李亚非从此就站起来了！如果这张牌一出手，我就将坠入永劫不复的深渊！但没有办法，我的脊背又剧烈地痛，我除了出牌别无选择——看过木偶戏或皮影戏的观众对此深有体会！�

如果说以前挨枪子儿挨的是来福枪，是点射，那么至少还留个全尸，死得还不算难看，而这次我挨的却是机关枪，全身窟隆！简直是触了地雷，血肉横飞！简直是把一只羊羔投进了狼穴，遍体鳞伤！�

我颤颤巍巍地把七条打了出去。�

先是老黄一脸悲痛地说：“对不起，我胡了，边七条带杠。”�

接着是老侯把牌推倒，幸灾乐祸地说：“对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