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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你？我才不吃你呢——我是穆斯林！”我回敬道。�

我转身走进卧室收拾我的东西，整个房间寂静得可怕。我提着行李包出来后对朱先生说：“朱老板，我的工钱。”�

他涨红了脸，尴尬地从口袋里摸出一叠钞票给我数了五张四人头。艾之琳站在一个角落不知所措，脸上是难以言传混淆不清的神色。�

我接过钱说：“朱老板，我一共干了二十六天，本来四百三拾元就够了，但没想到浩仔那么笨，我就收五百元不找了。”�

路过艾之琳身边时我盯了她一眼，说了声：“再见艾姐。”扭头就拉开门走了。我突然想起该给杨排长打个电话就立即折返回去。�

“你，你还想干什么？”朱光辉冷冷地问。�

“打个电话可以吧，市内电话。”我盯着他，他朝电话摆了一下头。我就给杨排长拨通了，告诉他二十分钟以后到“大拇指餐厅”见面。�

我挂了电话，出门时摸着浩仔的猪头就象摸一只皮球，尽乎猥亵地说：“你这脑袋里装的尽是豆腐碴子，真不愧是朱光辉的儿子呀！你真以为你聪明呀？还是省了家教费回老家去做干部吧。——竖子不可教也！”�

我打了“的士”直接赶到“大拇指快餐店”，远远地看见杨排长站在橱窗前东张西望。他接过我的行李，吃惊地问：“你他妈的真的说不干就不干了？你脾气还挺大的嘛！”�

“我到这里是为了受剥削的，可也不是为了受那种人的剥削的。”我骂道，“走走，进去喝酒！我请客。今天我们要一醉方休不醉不散。”�

“是不是因为那个娘们？”他问。�

“不是，艾之琳是一个畸型社会畸型城市畸型家庭的畸型份子她是一只幽禁在金漆鸟笼中的孤独小鸟，她是个悲剧人物，是个牺牲品。我离开那里主要是朱光辉和浩仔的原因。”我们坐在通体玻璃窗前。�

“那你以后怎么办？”他关切地问。�

“在深圳不能考虑三天以后的事情，因为饥饿总是在几个小时以内发作，能撑就撑，不能撑就滚蛋。计划没有变化快！一路走一路瞧，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我无所谓，不行就撤退，大不了来个新长征嘛，什么计划呀方案呀统统扔得远远的。”我神色黯然地说，一边点了酒菜。�

“哎，我说你小子何苦呀？在内地坐办公室多清闲的差事，却跑过来遭这份洋罪。”他替我叹息，“钱没捞到反而落双香港脚。”�

我苦笑之下喟然叹息：“我现在终于发现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三大优越性了。”�

“什么优越性？”他用少许啤酒漱洗了杯子然后将其泼洒到地下。�

“一是稳定的收入，二是廉价的住房，三是昂贵的医疗保证，这三大优越性是不可比拟的。”�

“管他妈的什么制，这个世界上就得讲两个字，权和钱！这两样你有一样就是大爷，没有你到那里都只有装孙子！”杨排长破口大骂。�

“杨排长，我最多在你那里住上五六天，找到工作了就再混混，不行就撤退，深圳这个地方，我已经领教了。”我说。�

“五六天？那家给了你多少报酬？”他问。�

“五百块，加上原来的三百块，现在身上一共只有八百块了，除了回家必需的路费三百块，只有五百块了，最多支撑七八天时间。”我说。�

“我们的寝室都住满了，现在你只好和我挤一下了。”他为难地说。�

“没关系，你别对任何人说。我晚上十二点以后回来睡，早上七点就走。”我说。�

“随便你，反正一般我不乱跑。”�

“他妈的，我想给艾之琳打个电话。”�

“童子哥，你有莫搞错？给她打？”他吃惊了。�

“别老是童子哥童子哥的，从现在起不准叫我童子哥了，我已经不是了。”我神秘兮兮地说。�

“什么？你和那娘们那个了？难怪我那次发现她在注意你，炒你鱿鱼一点不冤枉！”他揶揄道。�

“她又不是朱光辉老婆！我问心无愧！她真不幸！”我叹息。�

“来来来，管他妈那么多，为了中国最后一个童子军的灭亡，干杯！”他举起酒杯嚷道。�

杨排长要赶回酒楼上晚班，我就只好告辞了，我让他带走了我的行李后独自踯躅于街头。我如孤魂野鬼如丧家之犬如行尸走肉，游荡了一转，辗转来到一处芳草萋萋的草坪，我坐了下来，望着高楼、车流、行人和霓虹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