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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窝在床上，又哭又骂，一副悲恸欲绝的样子。旁边阿蕾、阿利和黄姐在劝他们。�

“怎么又打架了？什么了不起的事情非要动武？”阿超问。�

杨排长见到我们就象见到救星，一把拉住阿超和我说：“阿超，阿非，你们评评理！为了陪她到深圳，我不假而走，现在已被厂里开除，我还要怎样？我对得起她了！”�

“谁要你陪！别人走，自己非要跟着来，单位来信让你回去，你还赖着不走，开除你也活该！要文化没文化，要体力没体力，谁要你这个窝囊废？你吃我穿我几个月，还有什么资格教训我？”阿华大骂不止。�

“我想找不到工作吗？我想吃白食吗？你的衣服连裤头哪样不是我替你洗的？”杨排长委屈地说。�

“你吃白食就该？还要我来伺候你不成？老娘活得轻松吗？白天别人在空调厅房凉快，我却在大街上一站就是七八个小时，又晒太阳又淋雨，还要低三下四地赔笑。晚上别人在宿舍里打麻将，我还要去坐台，去陪臭男人跳舞。那舞厅里的男人有几个是好东西？再恶心也得赔笑。几个月我的腿都浮肿了，一直没褪，睡觉时痛得腿都没法弯曲，要垫着枕头才有办法睡觉。这都怪你这个没出息的臭男人！妈呀，我的命好苦呀！”阿华泣不成声，杨排长耷拉下脑袋，大气也不敢出。旁人一时没了安慰的话，阿超索性将杨排长拉走。他说要喝酒，我们劝不住，只好和他到了楼下不远的大排档，一人要了瓶啤酒。他一口将瓶盖狠狠咬下，仰起脖子沽沽猛喝一口。�

“你们两口子怎么象小孩子似的，好起来好得要命，狠又狠得要命？莫名其妙。”阿超问。�“唉，两位哥们哪知我内心的苦处呀！”他目光有些滞呆，缓缓地说，“你们不比我，阿超不愁工作和暂住户口；阿非是大学生，懂英语，也不用发愁。你们又都是单身汉，什么都方便。阿华和我虽未结婚也算是老夫老妻了。在老家时，她家就反对，说我又穷又没出息，阿华死活要跟我好，家里差点不认她。现在怎么样？连她也嫌弃我了。我和她到深圳来本来就是想挣点钱回家结婚，我也是想给她家里看看，我也是一米七八的汉子。没想到这里女人好找工作就是没有男人的地方。白天为了见工我磨破了嘴皮，走破了鞋底，晚上又提心吊胆的，查户口的来了还要钻进床底，我的边境证早就过期了，整日东躲西藏真不是个滋味……”�“你是技工对不对？可能找个事不太难吧。”我问他。�

“有几家工厂要我，才给我400元，把我当牛使，又在关外，和阿华分开我放心不下，干了几天就过来了。一直想在城里找个事，真是太难了。这几个月我们东奔西跑，钱很快花光了，不得已阿华向她表哥借了几百元钱，她表哥就写信告诉阿华的家里，说我在这里自己找不到工作还连累阿华。她妈就给她写了封信，今天才收到，让她要么回去要么断绝母女关系，信的第一句就是‘我可怜的女儿’。唉，我对不起她！”说完杨排长禁不住潸然泪下。�

“阿华的确不容易，无论如何，你也该体谅她，照顾她，不要惹她生气。”我说。�

“今天到底是为啥事又要惹她？”阿超问。�

“我哪里敢惹她？今晚她一回来我就发现她脸色不对，好象哭过，脸上有些肿胀，问她她又不说，我咋不急得要死，我一发火她就爆发了。”杨排长说。�

“她是不是出啥事了？”阿超问。�

“是阿蕾告诉我的，说她伴舞时，有一个香港臭男人要她陪过夜，阿华不去，那家伙就骂她，还打了她一耳光扬长而去。这些事情又不敢报案。唉，我真他妈活得窝囊。”杨排长说完，闷闷地喝酒。我们半晌都没有话说，似乎都被那个香港人当众侮辱过一样，我又想起了孙仁，心里一阵忿懑和难受。禁不住骂道：“香港人、台湾人，统统见鬼去吧！”最后阿超说话了：“杨排长，阿非，我下个月要回四川了。”�

“回四川？为啥要回去？这里不是干得好好的吗？”我们都惊讶地问。�

“是这样的，我停薪留职的期限满了。单位催我回去上班，我先想续订一年，结果单位不同意，并许诺如果我回去提我当上保卫科副科长。”阿超告诉我们。�

“恭喜你呀。”杨排长说。�

“一个副科长就把你给哄住了！办公室主任我都不想当呢。”我讥笑他。我是不希望他走的。�“管他的，先回去看看，不行又回深圳。”阿超说，“我走后，酒楼有个空缺，我想了想，留给杨排长算了，阿非就靠你自己奋斗了，——你不是口口声声要在这里体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