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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伪宫看电影时，有天皇出现即起立立正，遇有日兵攻占镜头即大鼓

掌。原因是放电影的是日本人。

一九四四年实行节约煤炭时，溥仪曾令缉熙楼停止升火，为的做给吉

冈看，但在自己卧室内，背着吉冈用电火取暖。

溥仪逃亡大栗子沟，把倭神与裕仁母亲像放在车上客厅内，他从那里

经过必行九十度和，并命我们也如此。小瑞的检举里有这样一段：

他用的孤儿，有的才十一二岁，有的父母被日寇杀害后收容到博济总

会，前后要来使用的有二十名。工作十七八小时，吃的高粱米咸菜，尝尽

非刑，打手板是经常的、最轻的。站木笼、跪铁链、罚劳役……平时得互

相监视。孤儿长到十八九岁仍和十一二岁一般高矮。溥仪手下人曾将一名

孤儿打死，而他却吃斋念佛，甚至不打苍蝇蚊子。

在语气上流露出仇恨的，是大李写的：

溥仪这个人既残暴又怕死，特别好疑心，而且很好用权术，十分伪善。

他对佣人不当人待，非打即骂，打骂也不是因为犯了什么错，完全是以他

个人情绪如何而定。如有点不舒服啦，累一点啦，用的人就倒楣了。拳打

脚踢是轻的。可是他见了外人的时候，那种伪善样，就像再好也没有的。

打人别具，在天津时有木板子、马鞭子，到伪满又加上许多新花样。……

他把大家都教成他的帮凶，如要是打某人，别人没有动手打，或动作

稍慢一些，他都认为是结党袒护，那未动手打的人，要被打得厉害多少倍。

侄子与随侍没有没打过人的。一个十二三岁的周博仁（孤儿）有一次被打

得两腿烂了一尺长的口子，叫黄子正大夫治了两三个月才好。这孩子治疗

时，溥仪叫我送牛奶等物，还让我对孩子说：皇上对你多好呵！你在孤儿

院能吃到这么好的东西吗？

我把最后这批检举材料看完，过去那一套为自己做辩护的道理，从根本上发生了动摇。

在从前，我把自己的行为都看做是有理由的。我屈服于日本人的压力，顺从它的意志，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我对家里人的作福作威、予取予夺、动辄打骂以至用刑，也当做我的权力。总之，对强者的屈服，对弱者的发威，这都被我看做是自然的、合理的，我相信人人处于我的境地都会那样做。现在，我明白了除了我这样的人，别人并非如此；我的道理是拿不出去的。

说到弱者，没有比被剥夺权利的囚犯更“弱”的了，然而掌握着政权的共产党人对手下的这些囚犯，并没有打，没有骂，没有不当人看。说到强者，具有第一流装备的美国军队可算是“强”的了，然而装备远逊于它的共产党军队硬是不怕它，竟敢于跟它打了三年之久，一直打得它在停战协定上签了字。

就在刚才，我还看到了新的例子。在人民群众的控诉检举材料里，我知道了原来有许多普普通通的人，在强暴压力面前并不曾按着我的信条办事。

巴颜县有个叫李殿贵的农民，受尽了鬼子和汉奸的欺压，他把希望放在抗日联军身上。一九四一年的春节，他给抗联队伍送去了一斗小米、四十七根麻花、一百二十个鸡蛋和两包烟卷。后来被伪警察知道了，把他抓去，成天上“大挂”、吊打、过电，并且把打得血淋淋的死难者放在他身边恐吓他，叫他供出抗联的线索。这个顽强不屈的农民没有吐露出任何关于抗联的口供，在监狱里受尽折磨，一直坚持到光复得救。

姜树发，是天增屯的抗日救国会的副会长，给抗联送过饭，带过路，他被特务们抓去了，一连过了七堂，上“大挂”、打钉板。过电、灌凉水全经过了，没有供出一点线索，特务拿他没法，最后判了他两年徒刑。

萧振芳也是一个普通农民，帮助他叔叔萧坤一同给抗联送饭、带路，做秘密的抗日工作。一九四三年四月二十一日的半夜里，六个伪警察突然闯进他的家，没寻找到他叔叔萧坤，把他绑送到警察署追问。他说：“我不知道！”警察们把他打死过去，然后浇凉水，醒过来又打，这样死而复活，活了又打死，折腾到第四次，凉水也浇不活了，就用“卫生车”拉到烂尸岗子，扔在那里。这个顽强的人在烂尸岗又活了，被一个拉卫生车的工人救了去。他的叔父萧坤到后来也被抓了去，至死不屈。他住的那个监狱，就是我在哈尔滨住过的那个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