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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离开世界之时，有人喜欢分一分，有逝世，去世，死了，完了之分。

而我们没离开的时候则都是一种状态，活着。

民以食为天（20）

关于吃，民间有两条标准，吃饱吃好。吃饱在前，吃好在后。

由于工作忙，我回家看母亲的时间并不多，一进门，母亲洗手入厨房，忙碌起来。端上桌，看着我狼吞虎咽，母亲躲在一边垂泪。桌上摆的菜像双簧演员唱的那样：一碟子腌白菜，一碟子腌白菜……

我最喜欢吃的只有两样东西：白菜，粉条。

许多朋友冬天都惦记着去我家弄一顿酸菜炖粉亲。热气腾腾，锅一开，雾气直抵屋顶。东西没进嘴，还不知咸淡，气氛已经先挑起来了。

其实，就目前家里经济条件而言，弄个百鸡宴不成问题，但，属于我的餐桌为何这样清淡？母亲一语道破：这孩子的胃，是困难时期打的底。

穷有穷的吃法。

按理说，1963年，国民经济已经摆脱困境。况且，我还花去一年时间长牙，不至于食不果腹了。长大后，我站在自己的角度观察与思考，我的姐姐、哥哥经受了饥饿，在吃上是不挑不捡。尤其是大哥可怜，基本上荤腥不沾。大年三十，全家聚餐，餐桌上美味佳肴，大哥依然是一碟咸菜，半个咸鸭蛋。衬托得侄子、外甥们吃相可憎，像一群饿狼。

而我的吃高雅不起来，一是受兄长熏陶，分不清好坏，进入了吃的误区；二是想想当时情况，高雅也高雅不到哪去；第三点可能是乍富还贫时，捡好的吃，没节制，吃顶了。

天下的母亲首先觉得对不起孩子的就是吃，依次下去才穿和玩。所以母亲讲起吃来，很像《红灯记》里面的李奶奶痛说革命史。1960年，父亲在部队挣的钱不少，到了北京站，3个孩子看见卖鸡蛋的挪不动脚（那时没我），父亲掏出一张大票去买鸡蛋，却被告知要排队，而且每人只卖一个。于是父亲就一次次排队，第一个孩子吃时，第二、第三个孩子看，第二个孩子吃时，第一个孩子已经吃完，连同第三个孩子接着看，父亲排得大汗淋漓，让每个孩子都吃了两回鸡蛋，而父亲、母亲却没舍得吃一口。

我开始对吃有印象是在1970年。林彪说要打仗，必须疏散，一声令下，我们被车拉到燕山脚下一个三面环山的村子里，和朴实的农民成了邻居。

他家的吃，让我着了魔。树上开的花可以吃，叫槐花；嫩树权也可以吃，叫香椿；面条是灰色的——杂面；米是红色的——高粱。加上红薯、南瓜，桌上一摆，五颜六色，正合饮食的色香味。

我这才发现，原来自家的饮食如此单调，忿然罢吃。急得母亲捧看雪白的洼面去邻居家讨换乌突突的杂面。几顿下来，我明白了一个便道理，吃起来容易拉下来难。

难吃归难吃，关键还是怎么吃。比如防空演习的时候，一伙孩子钻进地窖里，脚下磕磕绊绊的，摸起采像是吃食，塞到嘴里，有时是白薯，有时是萝卜。

房东大娘的那点宝贝让我们啃得七零八落，大妨还缺着牙慈祥地笑，每到傍晚，大娘家是一天中的正餐，总是听她高声训斥憨厚壮实的女婿：“吃菜，就知道吃菜！弄点白菜心都让你王八蛋吃了，看看，吃一口馍，就两口菜，王八羔子！”农村里，1970年，菜以稀为贵。

那女婿吃起来嘴很大，吃法是往里面划拉。骂声不绝于耳，他像没听见，抽空还冲我咧嘴笑。

疏散了几个月，就记了个吃。

那时我还小，整日无事，常被部队炊事班的叔叔招呼去玩。

吃在军营（21）

炊事班出了两个神人，一个有用少量鸡蛋做大锅蛋汤的绝技，看着蛋花满眼都是，想盛起来却没那么容易。于是下令在全团推广。另一个战士的绝技有点像现在的气功，简称“一刀死”，猪被捆好后一刀下去，喊都不喊，顿时毙命。表演那天，蛋花汤一举成功。

杀猪的战士上场了，先敬个军礼，回头逼到猪的近处。眨眼间，手起刀落，那猪高唱一嗓挣脱绳子，拖着刀飞也似地跑了，战士怔在那儿，一动不动。一彪人马追在猪的后面，猪跑个马拉松，累死了。

几个月后，搬回城里，炊事班的锅里也渐渐丰盛起来。周日是两顿饭，下午一最好，掀开锅盖，满眼是肉，那锅的直径超过一米，铲子被换成了铁锹。炊事班；小白话不多，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喜欢我，发我两根筷子，把我抱到锅台上蹲下，他“转身去忙活别的事，小小的我在沸腾的大锅边探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