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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孙中山和黄兴坚决反对移送中央，强烈要求公布缴获的证据。4月25日，程德全、应德闳不得不将查获的函电证据公诸于世。其中重要的电文有以下各件：

1913年1月9日赵秉钧致洪达祖函，内称：“应君领款，不甚接头，仍请一手经理，与总理说定才行。”

1913年1月14日赵秉钧致应桂馨函：“密码送请检收，以后有电直寄国务院赵可也。”

2月1日洪述祖致应犯函：“大题目，总以做一篇激烈文章，方有价值也。”

2月8日洪致应函：“日内宋辈有无觅处，中央对此颇注意也。”

3月11日洪致应函：“一、来函已面呈总统、总理问过。一、以后匆通电国务院，因智老（赵别号智庵）已将应密电本交来。

3月13日洪致应电：“毁宋酬勋位，相度机宜，妥筹办理。”

3月21日应致洪电：匪魁已灭，我军一无伤亡，堪慰，望转呈。”

这些函电在报上一披露，即引起舆论哗然，其震动程度比十二级的地震还强烈，堂堂的中华民国大总统和国务总理竟是暗杀的谋划者。一时间群情激愤。

面对如此尴尬的情势，袁世凯又气又恼。为了挽回面子，他极力掩饰。4月23日他以国务院的名义通电各省：据应桂馨二十三日函称，沪上发现一种监督政府政党之裁判机关，并附有简明宣告文，杂列宋教仁、梁启超、孙中山、袁世凯、黎元洪、赵秉钧、黄兴、汪荣宝、李烈钧、宋瑞等之罪状，谓俱宜加以惩创，特先判决宋教仁之死刑，即日执行。电文把毫不引人注目的汪荣宝、朱瑞一并列入了黑名单，明眼人一望而知个骗人的把戏。

3月26日国民党提出组织特别法庭处理宋案。袁世凯激烈反对。29日国民党不顾袁世凯、许世英的阻挠，迳行组织特别法庭，叫上海地方检察厅票传赵秉钧到案受审。赵以特别法庭未经司法总长许士英许可，拒绝到庭，并致函受上海地方检察厅委托票传赵的北京地方检察厅，说洪述祖通电已承认假托中央名义，足以证明自己与宋案无关，无到厅候质之理。

五月十一日，事情又添波澜。一个叫周予做的女学生到军法处去自首，宣称现有暗杀团在京、津组织血光党，专门从事炸毙要人、颠覆政府、引起暴动的活动，并说参议院议员谢持是血光党的财政部长。军法处据此逮捕了谢持，同时称黄兴是血光团的团长。北京检察厅根据周的供词，将该案移交上海检察厅，票传黄兴，但因缺乏证据，无法开审，黄兴于是离去。

袁世凯的又一掩饰企图又破产了。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岂容抵赖。黄兴为宋教仁所写的一副挽联一针见血地说出宋案的主犯：“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又杀宋教仁，你说是应桂馨，他说是洪述祖，我说确是袁世凯”。

袁世凯要杀宋教仁是预谋已久的。宋教仁在各地作竞选演说时屡有抨击袁政府的言论，说：“自民国成立，迄今二载，纵观国事，几无一善状可述。”他强烈主张内阁制而反对总统制。有时还点明批评袁世凯。在一次演讲时他说；“现在接得各地的报告，我们选举运动，是极其顺利的，袁世凯看此情形，一定忌克得很，一定要勾心斗角，设法来破坏我们，陷害我们。”1913年2月上旬在参众两议院的大选中国民党获得大胜利。宋教仁很高兴以为很快就可以成为纯粹政党责任内阁的实权总理了。在此之前他曾说过只有选举“最为愚呆脆弱之黎元洪为总统，才能“组织同志内阁”，充分发挥内阁的作用，并亲自对黎元洪说：“我们不能使袁世凯做我们听话的工具，我要我党党员选你当总统。”这些消息在社会上都广泛流传。所以当袁世凯知道国民党选举大获得全胜，感到很惊惶。袁世凯不怕孙中山、黄兴，就怕宋教仁，为了拉拢宋归顺自己，曾送一套价值三千元的西服和一张五十万元的交通银行支票，宋教仁不客气地把支票退回了。袁世凯由此知道宋教仁不是金钱可以收买的。而现在国民党选举获胜，宋教仁出任内阁总理无疑，这将对自己非常不利，不除掉宋教仁，看来难有安宁之日。于是密令赵秉钧进行谋杀。赵怕宋抢去自己的总理职务，对刺宋也很卖力。

从此，袁世凯派出的喽啰对宋教仁进行了严密的监视，宋的一举一动都逃不过他的眼睛。1913年3月ZO日，袁世凯终于下达刺杀令，一面又公开致电宋教仁速赴京商讨国事，为刺杀制造机会。宋教仁不知是计，便决定于当日晚上乘车北上，哪料到在车站竟遇刺乃至于死在呢？

袁世凯看到难以掩饰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