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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仲连”与黄遵宪对抗，是其背后站着张之洞。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五日（1898年7月13日），即《时务报》改官报风波之前夜，张之洞发电汪康年：《时务报》“六十五期尊撰必至之势论，精确悚切，有功世道人心，海内自有报馆以来第一篇文字。敬佩。”这是张的公开表态。θ米θ花θ书θ库θ&nbsp；http：//www。7mihua。com

还需说明的是，尽管张之洞对康有为意见极大，但对梁启超却仍存有“爱护”之心。梁启超曾于光绪二十四年正月二十七日（1898年2月17日）发电张之洞：“患疟经旬，惫甚。刻难行。届时奉闻。超叩。”这是梁对张邀请其来武昌的回电，张的原电我尚未见。而到了光绪二十四年春保荐经济特科人选时，张之洞保举了杨锐，也保举了梁启超

四、《时务报》改官报与汪康年、张之洞等人的对策

梁启超与汪康年在《时务报》之争，以梁退出而告终，但康、梁对此并不甘心。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九日（1898年7月17日），在京风头正健的康有为，以御史宋伯鲁出面上奏由其代拟的“请将《时务报》改为官报折”，称言：

“臣窃见广东举人梁启超，尝在上海设一《时务报》局，一依西报体例，议论明达，翻译详博两年以来，民间风气大开，通达时务之才渐渐间出，惟《时务报》之功为最多，此天下之公言也。闻自去岁九月，该举人应陈宝箴之聘为湖南学堂总教习，未遑兼顾，局中办事人办理不善，致经费不继，主笔告退，将就废歇，良可惋惜。臣恭读邸抄，该举人既蒙皇上破格召见，并著办理译书局事务，准其来往京沪，臣以为译书、译报事本一贯，其关系之重，二者不容偏畸，其措办之力，一身似可兼任。拟请明降谕旨，将上海《时务报》改为《时务官报》，责成该举人督同向来主笔人等实力办理，无得诿卸苟且塞责。”

先是梁启超于五月十五日召见后，光绪帝旨命以六品衔办理上海译书官局及大学堂编译局。对于这一安排，康、梁并不满意。此时让梁执掌《时务官报》，康亦有意以此来掌控全国的舆情。光绪帝收到该折后，当日将之交给其师傅孙家鼐，“酌核妥议奏明办理。”

自翁同龢被罢斥之后，孙家鼐是光绪帝最为信任的大臣之一，此时任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管理大学堂事务大臣，光绪帝时常将重要事件交其议复。而孙在政治上、学术上又与康有为甚不相合。六月初八日（7月26日），孙家鼐上奏“遵议上海《时务报》改为官报折”，称言：

第5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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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御史请将《时务报》改为官报，进呈御览，拟请准如所奏。该御史请以梁启超督同向来主笔人等实力办理，查梁启超奉旨办理译书事务，现在学堂既开，急待译书，以供士子讲习。若兼办官报，恐分译书功课，可否以康有为督办官报之处，恭请圣裁。”

孙家鼐由此改变了事情的性质：原是康党要求夺回《时务报》，并以此控制全国的报刊舆论，孙却顺势将康有为请出北京，政治手段运用得相当圆滑老辣。光绪帝当日明发谕旨，同意孙家鼐的提议，“著照所请，将《时务报》改为官报，派康有为督办其事。”

汪康年本是消息灵通人士，五月二十九日谕旨一发，他就十分注意孙家鼐的动作。他的堂哥汪大燮正在北京张荫桓幕中，随时与他通消息。六月初八日晚上，汪康年刚得到一简单的消息，立即发电武昌：

“报馆事，奉谕归官办。此事于大局有关，应如何办法，乞为主持。康。”

然在“张之洞档案”中，该电及汪康年此期发往武昌的电报，大多没有收电人的名字，很可能是张之洞，或是张幕中的重要幕僚如梁鼎芬、王秉恩、钱恂、梁敦彦等人，只能根据内容进行推测。汪该电初十日（7月28日）午间到达武昌，张之洞当日夜间发急电给汪康年：

“上海赵竹君转交汪穰卿。急。电悉。闻派康管上海官报局，大局坏矣。此事甚难维持，惟有速请节庵为总理，即日刊布。则康虽来，必有以敌之。此是急著要策，先办此节，然后可徐思补救。此外更无他法，万勿游移。康是否特派，抑系总署奏派，系何字样、章程？速详示。须加急字，不可吝电费。即复。壶。蒸。亥。”

由此可知，张收到汪电，立即作出对策，以梁鼎芬出面与康有为对抗。同时也可以看出，张在京另有情报来源，但内容过于简单，他要求汪报告其中的详情。汪康年得电后，于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