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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新方案马太阿诺德所言的那种追求优雅与美好的牛津情感，使张之洞憎恨康有为雅各宾主义的凶暴、激烈和粗陋。于是，在康有为及其雅各宾主义处于最后关头时，张之洞便舍弃他们，折了回去我曾经亲自出席过张之洞总督召集的一次幕僚议事会，讨论如何对付康有为的雅各宾主义问题。当时康有为正以皇帝的名义大肆颁发改革法令。我非常清楚地记得那个场景，因为这是总督第一次准我参加他心腹幕僚的内部会议这个议事会在武昌棉纺厂的楼顶召开。总督非常激动。我至今依然清楚地记得老总督在月光下来回踱步的情景，他一遍一遍地重复着：不得了！不得了！我们的会议没有做出任何决议或许比我的反驳更为有力的证据，是他自己那本著名的小册子，就是外国人所知的题为学习（Learn），或更确切地应译为教育之必要的书（即《劝学篇》）。外国人认为此书证明了张之洞赞成康有为的改革方案，其实大谬不然。这本著名的书，是在我们于武昌棉纺厂召开那次议事会之后立即写出来的——它是张之洞反对康有为雅各宾主义的宣言书，也是他的自辩书。该书告诫他的追随者和中国所有文人学士，要反对康有为的改良方法”

第15节，

辜鸿铭的这本书发表于宣统二年（1910），由于用英文写作，为吸引外国读者而较多艺术笔法，似有形象的夸张。而他在同年出版的中文著作《张文襄幕府纪闻》中亦有相同的说法：

“文襄之图富强，志不在富强也。盖欲借富强以保中国，保中国即所以保名教厥后文襄门下如康有为辈误会宗旨，不知文襄一片不得已之苦心，遂倡言变法行新政，卒酿成戊戌、庚子之祸此张文襄《劝学篇》之所由作也。呜呼，文襄之作《劝学篇》，又文襄之不得已也，绝康、梁并以谢天下耳。”

辜鸿铭（1856…1928），名汤生，以字行，祖籍福建同安，生于马来西亚槟榔屿。毕业于爱丁堡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光绪八年（1882）回中国，十一年入张之洞幕，为洋文案。后又兼任自强学堂讲习。从辜鸿铭的记录中可以看出，张之洞为写《劝学篇》，特召其入“心腹幕僚的内部会议”。他是一个知情者。而协助张之洞完成此书的主要幕僚，似为梁鼎芬、钱恂、辜鸿铭等人。5米5花5书5库5&nbsp；www。7mihua。com

张之洞《劝学篇》当然是其奉行已久的政治主张的宣示，“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也是他倡导的文化观。然选择在这一时机写作并大力发行，很大程度上是针对康有为学说的。张之洞在《劝学篇》序言中指出：

“而恢诡倾危、乱名改作之流，遂杂出其说，以荡众心。学者摇摇，中无所主，邪说暴行，横流天下吾恐中国之祸，不在四海之外，而在九州之内矣。”

此语正有所指。两年后，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初三日（1900年12月24日），张之洞写信给新任浙江按察使世杰，随信赠送其《劝学篇》。在由其幕僚起草的信件中，张之洞在《劝学篇》的内容上亲笔修改，特录于下，下加重点号者为张之洞亲笔：

“附上拙作《劝学篇》□部，此书成于戊戌之春。其时因末流波靡，邪说纷出，大有犯上作乱之忧，又以迂谬书生，食古不化，亦将有神州陆沈之祻。爰酌中持平，抒其管见，冀杜横风，而弃迂说。乃未及数月而康党逆为乱阶，驯致今年，而拳匪又开巨衅，各执一偏之谬论，遂致大局之几危，不幸言中，可为浩叹。”

张之洞称其作《劝学篇》主旨有二：其一是针对康有为的“邪说”；其二是针对保守派的“迂说”，并认为义和团（“拳匪”）及利用义和团的保守官员属“迂说”。两派皆“各执一偏之谬论”。这是少见的张之洞对《劝学篇》主旨的说明。而到了张之洞的晚年，其《抱冰堂弟子记》中亦称：

“自乙未后，外患日亟，而士大夫顽固益深。戊戌春，佥壬伺隙，邪说遂张，乃著《劝学篇》上、下卷以辟之，大抵会通中西，权衡新旧。有人以此书进呈，奉旨颁行天下。秋间果有巨变。”

此中的“佥壬”即指康有为，“邪说”即指“康学”。检视张之洞的《劝学篇》，其针对康有为的内容主要是两项：其一是批评从今文经、《公羊传》中引申出来的“康学”，即新学伪经、孔子改制等内容。其二是批评“民权”。张之洞在《劝学篇》中并没有直接道明，而是作《同心》、《教忠》、《正权》等诸篇以进行“正面阐述”。若将《劝学篇》中的非康言论一一摘录并加以评论，将会是篇幅很大的文章，此处似无必要去细论；但在当时许多“反康”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