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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夫之述作，凡可资法戒者，搜译甄录而传布之，野言碎事概从芟弃。取辕固生告公孙弘之语，题曰《正学报》。吾闻古之为国者，必定国是。六书之义，是者，正也。无新无旧，惟其是而已矣，惟其正而已矣”

可见《正学报》的主旨与《劝学篇》相同，其对敌者为“迂谬者”和“狂恣者”。在这篇《序例》中，还有一段话：

“废弃五经，主张民权，谓君臣父子为平等，谓人人有自主之权，谓孔子为教王，不用国家建元之号纪年，创为化贫富界之说以诲盗，创为化男女界之说以诲淫，创为化中外界之说以诲叛乱，创为弭兵之说以诲分裂，逞韩非、李斯焚书坑儒之凶，袭张角、孙恩、王则、徐鸿儒诸妖贼之实，而妄冀谟罕默忒、罗马教王之非分，三光不临，四海不受，吾将以此义正之。”

这明摆是针对康有为及其“康学”的。还需注意的是，在《序例》“题名”的十二人中，已经没有了章太炎。他因此时流露出种族革命的思想，而被梁鼎芬等人礼送。

第20节，四、戊戌变法期间张之洞召京

四、戊戌变法期间张之洞召京

“百日维新”之前，清朝中枢还有一项重大政治举动，即召湖广总督张之洞入京辅政。此事还必须从头说起。

中枢的情况与慈禧太后的态度先是在咸丰十一年（1861）咸丰帝去世前，安排肃顺等人为“赞襄政务王大臣”，主持朝政；咸丰帝的弟弟恭亲王奕訢与慈禧太后联手发动政变，杀肃顺，以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恭亲王任议政王，并主持军机处和总理衙门。这位年青的近支王公在桂良、文祥、曾国藩等人的支持下，有所振作，开创了“同治中兴”的新局面，洋务运动由此而兴。然而，慈禧太后与恭亲王的矛盾始终不断。同治四年（1865），慈禧太后罢去奕訢“议政王”名衔。光绪十年（1884），即中法战争时，慈禧太后更以“委靡因循”为名，罢免奕訢为首的军机处和总理衙门的全体班子，以礼亲王世铎领衔军机处，以奕劻（后封庆亲王）领衔总理衙门，相关的朝政又命军机处与光绪帝的本生父、恭亲王的弟弟醇亲王奕譞商议，实际上是以奕譞当政。该年是甲申年，史称“甲申易枢”。奕譞作为当今皇上的本生父，自要避嫌，而军机大臣孙毓汶，内靠奕譞，外联李鸿章，完全听命于慈禧太后，在军机处渐渐占据主导地位。光绪十六年，醇亲王去世后，孙毓汶更是权重一时，也是清流党人最为敌视的政客。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慈禧太后在朝野的压力下再度起用恭亲王奕訢，重领军机处和总理衙门。然奕訢此时已无三十多年前的那股朝气，为政平和，一切以慈禧太后的旨意为归。

“甲申易枢”时，光绪帝的师傅翁同龢亦罢去军机大臣一职，仍任工部尚书，并奉命继续在毓庆宫行走（即仍任师傅）。此后不久，翁改任户部尚书，光绪二十年再次出任军机大臣、督办军务处会办大臣，光绪二十一年出任总理衙门大臣。这些重要职位加上光绪帝的师傅，使之地位大升。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Richard）此时拜访以文华殿大学士名义在京闲赋的李鸿章，李鸿章建议他直接去找翁同龢，方可解决问题；而李鸿章的幕僚、曾任美国驻天津副领事毕德格（W。N。Pethick），更是直截了当地称：“实际上，翁同龢（总理大臣）才是中华帝国的皇帝”。同为军机大臣的刚毅在与李提摩太的秘书私下交流中竟称：

“他（刚毅）对皇帝没有任何影响力，因为翁同龢一手遮天；在内阁（应译为“军机处”）里，汉族官员独行其是，甚至恭亲王与礼亲王都无足轻重。他声言，翁同龢把皇帝引进了一团黑暗里，蒙蔽了他的双眼。”

需要说明的是，李提摩太的言论经常有不准确之处，但以大势而言，称翁同龢权重，应是事实。

慈禧太后虽不是开明的政治家，却是精明的权术家。她始终认为，只能有一个人对光绪帝具有影响力，而这个人只能是她本人。翁同龢身为师傅，每天可在毓庆宫与光绪帝单独相见，造膝进言。光绪二十年十一月初八日（1894年12月4日），慈禧太后下令撤书房，后因光绪帝派恭亲王奕訢说项，而只撤满文及洋文书房，保留汉书房。光绪二十二年正月十三日（1896年2月25日），慈禧太后再次下令撤汉书房。是日翁同龢在日记中称：

“懋勤殿首领传旨曰书房撤。余问长撤耶抑暂撤也？答曰长撤。余入见时，奏此事想懿旨所传，上颔之。”

慈禧太后此次行动，是有预谋的，很可能另有罢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