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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了完全妥协的态度。然张之洞却未与梁启超细加计较，直接去交手，而是于九月十六日（10月11日）发电陈宝箴、黄遵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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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5节，

“《时务报》第四十册，梁卓如所作《知耻学会叙》，内有放巢流彘一语，太悖谬，阅者人人惊骇，恐遭大祸。陵寢蹂躏四字亦不实。第一段越惟无耻云云，语意亦有妨碍。若经言官指摘，恐有不测，《时务报》从此禁绝矣望速交湘省之人，此册千万勿送”

上海的《时务报》刊文、在上海的梁启超作文，张之洞却发电湖南长沙，实际上是想用黄遵宪来约束梁启超。张当然听说了黄与梁的关系，可能也听说了湖南官绅已聘梁来长沙任时务学堂总教习。陈宝箴、黄遵宪对此立即回电。黄遵宪回电称：

“既嘱将此册停派，并一面电卓如改换，或别作刊误，设法补救，如此不动声色，亦可消弭无形卓如此种悖谬之语，若在从前，诚如宪谕，恐招大祸。前过沪时，以报论过纵，诋毁者多，已请龙积之专管编辑，力设限制，惟梁作非龙所能约束。八月初旬此间官绅具聘延卓如来学堂总教，关聘到沪，而卓如来鄂，参差相左，现复电催从速来湘，所作报文，宪当随时检阅，以仰副宪台厚意。”

“宪当随时检阅”一语，也承担其中的连带责任。十月初二日（10月27日），黄又发电：“四十号《时务报》抽撤两页，如常分派，即电报馆通行，鄂省可否照此办法？宪禀。”在此之后，康有为的学生徐勤在《时务报》上的文字，也得罪了张之洞。

光绪二十三年秋，在黄遵宪等人的操办下，梁启超离开上海，到长沙主持时务学堂。在此前后，《时务报》馆中的康有为各弟子亦陆续离开。由此可见，汪康年、梁启超之争中的第一个回合，以汪胜梁败为结局。

虽说在第一个回合的纷争中，张之洞在梁、汪两人之间稍偏于汪，但仍是很不明显的。张的这种态度，不仅是私人关系的远近，也有学术观念与政治立场间的差异。

光绪二十四年二月，汪康年到长沙，梁启超于十一日（1898年3月3日）致信汪康年称：

“公等在上海歌筵舞座中，日日以排挤、侮弄、谣诼、挖酷南海先生为事。南海固不知有何仇于公等，而遭如此之形容刻画！然而弟犹靦然为君家生意出死力，是亦狗彘之不如矣。此等责弟，有意见诚不敢避也。要以此事一言以蔽之，非兄辞，则弟辞；非弟辞，则兄辞耳。弟此次到申，亦不能久留，请兄即与诸君子商定，下一断语，或愿辞，或不愿辞，于廿五前后与弟一电（梅福里梁云云便得），俾弟得自定主意。如兄愿辞，弟即接办。并非弟用私人阻挠，此间已千辛万苦，求人往接办，必不用康馆人也。如兄不愿辞，弟即告辞，再行设法另办此事。”

梁启超此信是摊牌，以迫汪康年辞职。然汪至此仍不肯交出《时务报》，在其背后已有张之洞之撑腰。梁启超随后离开长沙进京参加会试，《时务报》完全由汪控制，另聘郑孝胥为主笔。汪又在武昌宣称：“梁卓如欲借《时务报》行康教”。这正是张之洞及其一派最为担心者。

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清朝驻日公使裕庚致函总理衙门，称：“孙文久未离日本，在日本开中西大同学校，专与《时务报》馆诸人通。”而汪康年恰于光绪二十三年冬有日本东京一行。康有为、梁启超欲将此归咎于汪。黄遵宪出面发电让汪康年交出《时务报》，梁鼎芬则出头致电湖南与黄相抗。时在张之洞幕中的陈庆年，于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二十日（1898年5月10日）日记称：

“闻康长素弟子欲攘夺《时务报》馆，以倡康学。黄公度廉访复约多人，电逐汪穰卿，悍狠已极。梁节庵独出为鲁仲连，电达湘中，词气壮厉，其肝胆不可及也。”

第56节，

四月初一日日记又称：

“闻节庵说，黄公度复电，以路远不及商量为词，且诬汪入孙文叛党。其实公度欲匈挟湘人以行康学，汪始附终离，故群起攘臂”

而在闰三月二十一日，陈庆年致信汪康年：

“闻报馆之事，群起攘臂，殊堪骇异。梁公节庵独出为鲁仲连，电告湘中，词气壮厉，幸如所嘱，坚持无动，鬼神之情状，圣人知之，何足畏哉！”

陈庆年的话，表明了张之洞一派的集体态度。他们此时与康有为一派不仅是学说上的分离，而且已在政治上对立，汪康年又一次度过了危机。梁鼎芬之所以能“出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