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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代帝王做了扫路的炮灰。

不管世人如何评说，公元前210年，在山东沿海用“古代机关炮”射完大鱼后，秦始皇这位颇受历史争议的大人物，还是病倒了。

秦始皇走在向西返回内地的路上，病情开始恶化。此时，帝国的情形并不比他的病情更好。从前他曾遭咸阳强盗的围攻，又被张良的迫击炮打了一次，应该能从这些渠道感受到天下潜生的一种躁动。

但秦始皇还有一个扭转乾坤的机会，那就是任命一直与他政见不合的长子扶苏做继承人。扶苏这个人比较贤，连民间都知道。扶苏反对秦始皇的躁急为政原则，曾经数次进谏。为此，秦始皇打发这个乌鸦嘴去北方跟着蒙恬打匈奴人去了。

现在，如果选用公子扶苏做接班人，未来登基以后，扶苏必然修正秦始皇为政之失误：把正建的项目缓下来，把南北的兵马撤回一些来（反正这些兵马在南北这些GDP很低的地方拓疆也没有太多油水，得不偿失），同时开放言路，允许人们提意见和参议政事，在分封制向皇权专制的思想形态和社会结构过渡上有所弹性，那么经过这些卓有成效的调剂，秦始皇末年比较紧张的社会矛盾，也就可以柳暗花明，二度逢春了。

于是，秦始皇在性命垂危时刻，决定立扶苏为接班人。这就像汉武帝老髦时下“罪己诏”，刹住穷尽民力的错误政纲，以挽回王朝的危险走势。

可惜的是，历史总是朝着混乱的方向去走，就好像生怕宇宙内的熵值不够大似的。中书令赵高的出场，打断了秦王朝二度逢春的奢梦。

汉武帝晚年说过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他说：“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若后世又如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也。”——可见，他也知道自己劳民打仗，是危害帝国命运的，但又是迫不得已的，只要接班人进行调节，就会各得其所。秦始皇晚年未尝也不会没有这种想法，这是他决定传位给与他政见不合的扶苏的原因。他坚持自己的政见，所以他在位的时候不用扶苏，但他希望在下一届政府里，行扶苏之政。可是，秦始皇面临的社会矛盾比汉武帝要大，除了大兴事功、劳民伤财——这一点和汉武帝面临的问题一样，他还多一个致命的敌对因素，就是人们有着回归分封时代体系的历史惯性。而这一点，是汉武帝所不需要面对的。最后击败秦王朝的，更在于后者。

秦始皇的病情迅速加重，他的路程走了不到一半，就在河北省的沙丘这个地方停下来了，因为他实在没有力气再走了。

沙丘，其实是个风景旖旎的地方。我日前曾驱车绕道看过。那里从前曾是商纣王的一个古代苑囿，位于河北省南端的邯郸平乡县，商纣王曾经命男女裸奔其中的。后来，赵武灵王在纣王的苑台遗迹的基础上，增建了楼堂馆所，流水花园，作为干部疗养开会的基地，并且自己被饿死在那里。这是一个美丽得要命的地方。赵武灵王死后一百年后，秦始皇也带着要死的病慕名而来了。

我曾经驱车在平乡县野外绕了半天，但并未见到任何沙丘的模样，也没有苑台的遗迹，只觉得春天的风卷着细细的干土面，从大平原上稀疏的小麦苗地里卷来，飞打到车窗上。车窗外的老农都仿佛不胜风尘的扑打，用白毛巾裹了额头。我想，在这小风沙中出去裸奔，一定会弄一屁股土。

两千多年前的沙丘，也许是很好的，至少还有一些可以安排秦始皇住宿的离宫别殿。

赵高这时候出场了。

赵高的打扮比较特别，腰带上挂着一把小刀子——叫做削，这代表着他是智识阶级，每当皇帝有什么旨意，他就拿出木板，用毛笔毕恭毕敬地写下来。如果写错了，就拿小刀削去重写——这大约就是刀笔吏一词的来源。磨小刀的小石头叫做“砺”，也挂在他的腰上。但是毛笔，则一般插在右耳朵旁边。

秦始皇叫赵高过来写字。赵高的字写得不错，出过字帖，叫做《爰历篇》，和李斯的字帖一样，是全国基础教育的小篆样本。

病榻的几案上放着砚台。当时已经有砚台了，阿房宫就有砚台。目前有一块阿房宫砚台在日本被发现，据说是徐福带去的。砚台里漂着墨，赵高捏着毛笔蘸饱，听写秦始皇的话：“我快不行了，我命令，公子扶苏把兵事暂交蒙恬，速来咸阳会葬，把我埋了……”

赵高听写着，按照当时习俗，是写在木板上，叫做“牍”。这个牍是一尺或两尺见方的木板（所以尺牍就是书信的意思）。

赵高在牍上写得有点慢，妇女画眉一样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