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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交楼、馨芳园、西园、绮云乐心园、南北清芳堂、登楼万里春、寄园等，都是资本雄厚、设备考究、服务周到的上等烟馆。这些大烟馆，都布置得富丽堂皇，烟榻是雕花的大床，还有红木大床的，有桌子椅子，供烟客坐着聊天，并备有点心、茶果（有些烟果则免费提供）。烟具更是考究，烟灯烟扦和一切小零件都是用上等白铜制成，少数还有银制的；烟枪更是精制而名贵的，甚至有象牙制成的。有些烟馆有独到的熬膏技术，烟膏质量高，深受吸食者欢迎。上海烟土商李隆吉开设七家烟馆，其制膏水平高，以至于他本人获得了“烟灰金宝”的绰号。

规模较小的烟馆，则设施相当简陋，仅有几只木榻，备有简陋的烟灯、烟枪，供贫穷的烟民过瘾，其他则别无讲究了。

对于大小烟馆，租界当局并不加以禁止。在法租界，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三个海上闻人，勾结租界当局，实行烟土公卖，允许烟馆以公开或半公开的形式经营，但必须纳捐。规定，不论烟馆大小，都以烟枪的多少来交税，每支烟枪每天5元。如果一个烟馆有5支枪，那么每天必须交25元。由于法租界烟馆众多，烟枪更多达数万支，每天的收入相当可观了。为了更好地收取烟枪税，黄、杜、张又联合成立了枪捐公司，由杜月笙主其事，黄金荣负责与租界当局打交道，张啸林负责联系浙江军阀，处理与其他流氓组织的关系。枪捐公司成立后，仍执行上述枪捐政策，只按枪纳捐，对于烟膏销售多少概不过问。烟枪捐收入，除了法国巡捕房支取一部分外，其余并入烟土利润中，按烟土利润的分配办法，即大三股、中六股、小三股的方式分配。这种烟枪捐，大致从1923年起征收，到1927年北伐军攻占上海时止，历时三年多。黄、杜、张，在这三年中赚取了大量钱财。

此外，上海还有一种花烟间。如上所述，一些烟馆老板为招徕雇客，雇佣年轻漂亮的女性侍候烟客。花烟间又迈出一步，将妓女引进了烟馆，用妓女侍奉烟客过瘾。上海的花烟间集中在小东门，郑家木桥南首的兰芳里以及磨坊街、打狗桥等处。来此的瘾君子，一箭双雕，满足瘾、淫二欲。当时，有文人写诗形容说：“我爱时髦骚大姐，装烟递话最多情。”其实，此等烟馆是最低级的烟馆，烟膏质次，妓女也是久溷风尘的下等娼妓，为混口饭、混口烟而鬼混。

烟馆（2）（图）

清末民初，开展了较为严厉的禁烟运动，公开的烟馆逐渐消失了，但其变种燕子窠却乘机而兴。燕子窠是一种低级烟馆，其得名，是因为燕子喜欢衔泥土筑巢穴，而瘾君子们也整天土不离口，奔波于寓所与烟馆之间，如燕子一般，故称其吸烟场所为燕子窠。在1927年前后，上海燕子窠盛极一时，仅法租界中就不少于6000余家；1928年，据中华国民拒毒会会刊《拒毒月刊》的记载，更多达8000余家。燕子窠设施简陋，有一至五套烟具，供瘾君子过瘾，其他则因陋就简，得过且过。燕子窠因系违法私设，不时有地痞流氓前去拔枪骚扰，勒索钱财。于是有流氓组成亚利公司，专门为燕子窠的烟枪保险。其保险方法为，每枝烟枪每天收保险费一、二角，如被查获，则由公司负责赔偿。至1927年1月底，该公司被查获，其已为一万七千余枝烟枪保险，赚取了大量保险费。（参见高洪兴：《抗战前的上海鸦片业》，载《近代中国烟毒写真》）

山西。山西是生产烟土的大省，全省城乡到处都有烟馆。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山西时，推行毒化政策，烟馆更是遍布城乡和工矿区，仅太原市就有烟馆20余家。每家烟馆每年销售大量烟膏，如“兴亚楼”烟馆，一年销售1万多两的烟膏。

在大烟馆里，人来人往，热闹非凡。烟馆设置一排排短床，床上放着一个高枕，一盏烟灯，吸烟者一个挨一个躺在那里吞烟吐雾。有些烟馆，还雇请年轻女子侍候，陪同烟客吸食，几类似于上海的花烟间。

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鼓励下，太原的大烟馆开业，都明目张胆地在《山西新民报》上刊登广告。武直刚在《鸦片对山西人民的毒害》一文中列举了六个大烟馆（当地称为土膏店）的广告，兹抄录二则：

会仙土膏店开幕启事

择于阳历九月十九日开幕。本店开设麻市街西四十三号，房屋洁亮，宽茶阔役，招待周到。价钱格外克己，货质保君满意。各界惠顾，诸君盍兴来乎！

会仙号主人启

东聚兴土膏店开幕启事

本号开设太原市西肖墙街十二号。专购上等原浆，净货细煮。福寿烟膏，清凉芬芳，与众不同。特设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