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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批判现实，就成了对市场经济的恶意攻击。　txt小说上传分享

是茅于轼被歪曲，还是我被歪曲？（2）

杨奎松的研究我没有读过。但是，从邝文的描述看，他的研究并不是回答我的问题，而是证明了我始终如一的观点：改革以前的中国，政治上不平等，经济上也不平等。我用这一点批评了茅于轼，也批评了甘阳。我始终不明白，这两位都在计划经济时代生活得比我长得多，怎么觉得那个部长楼、特供店、司机班、文工团女孩子陪舞的时代比现在更平等？家父在北京是个司局级干部。记得八十年代初他出差回来，我到北京站接他。在软卧车厢门口，他的几个同事在那里议论纷纷，仿佛出了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仔细一听才明白，原来农民进了软卧车厢！这是市场改革的结果；但也反映出在计划经济时代，什么人可以坐软卧，什么人可以乘飞机，都是有严格规定的，买票要单位开证明才行。这叫平等吗？如今美国的ＣＥＯ，年收入是一般职工的364倍，引起舆论大哗，克林顿时代的劳工部长最近还在《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引用一系列民调，证明美国各阶层都对这一现实不满。他因此要求给富人加税。看看计划经济饿死3000万人的年月，那时饿死的人和住在部长楼里的人的贫富差距，岂止是364倍？这个账应该是怎么个算法？

托克维尔在《美国的*》的开篇就说，美国比起欧洲来，不仅有着惊人的自由，还有着更惊人的平等。这种平等，既是政治平等，又是经济平等。他进一步指出，美国的这种平等，是人类的方向。换句话说，他讲的实际上不是美国，而是一种现代性。

中国缺乏自由的传统，对自由所带来的责任和后果缺乏理解，所以才有了“越自由就越不平等，越平等就越不自由”这类的奇怪概念。我那篇批评茅于轼的文章，谈的就是这种误解的来源：中国的穷并不是仇富所致，而是贫富分化太严重、穷人缺乏保护的结果。这也是亚当·斯密的观点。主流经济学家和自由派至今对此也无法面对。《南方都市报》的编辑枪毙我的稿件，一个潜在的原因就是他们认为中国仇富情绪太危险。其实，这不过是一种本末倒置的看法。我从来不认为中国传统有严重的仇富倾向。相反，中国自明清以来经济非常市场化，社会对贫富分化的容忍力比其他社会恐怕更大。如今世界的发达地区，香港、新加坡等地贫富分化就属于最大的，社会也很稳定。这说明中国文化中并没有特别的仇富传统。同时，我们再看看世界上贫富分化最严重的30几个国家，哪个国家的仇富情绪不威胁社会稳定？人都是人。中国人未必是更好的人，但也不一定是比人家更坏的人。一个社会贫富分化到了这个地步，换谁当穷人都会仇富。中国的穷人相对还算厚道的。

徐友渔觉得我对茅于轼的批评属于炒作，媒体不值得重视。大概我被*也属于正当的了。这未免太士大夫气了（士大夫跳不出自己的生活圈子，对超出自己生存环境的问题往往丧失了思维能力。比如，如果你说终身教授制度保证言论自由，徐先生一定拥护；但如果我说专栏制度保证专栏作家的言论自由，他就可以说我是炒作）。媒体要报道社会关心的问题，而不是根据几个精英的意志，今天说老百姓应该听这些，明天又说老百姓应该听那些。在*社会，老百姓的一票和你的一票一样重要；在市场经济中，老百姓兜里的一块钱和你兜里的一块钱也一样值钱。至于所谓“中国没有西方法治的经验，唯一的经验就是‘*’大*的经验，民间对于‘公正’的要求很容易跌入这种深谷，这很危险”这样的话，我在1979年刚上大学的时候就听过上面不停地这样讲。类似的话从徐先生嘴中说出来，我除了震惊外，几乎无语。试问：如果“民间对于‘公正’的要求”也“很危险”的话，是不是民间就不该要求公正？是不是民间只能请求政府、茅于轼，或者徐友渔这样的青天大老爷来替自己主持公正（套用茅老的话说，那就是“你不要说话，我会在替别人说话的同时，为你办事”）？难道我们还生活在“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的时代？大家凭什么信你们？在我看来，一个自由*的社会，谁能炒作谁炒作，谁能“煽动”谁“煽动”，最后要看老百姓听谁的。像徐友渔这样的自由派，如果遇到这个弯子也转不过来的话，最好找个更不自由的社会去生活。我看中国要真实现了*，许多精英都应该去看心理医生。

徐友渔不喜欢我批判茅于轼，一个理由是茅于轼是为穷人办事，是个好人，我不该拿他开刀。我愿意相信他是好人。但是好人可以说错话，为穷人办事的人可以用自己说错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