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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您能举个例子吗？

刁：比如……例子很多，就以刁斗的《私人档案》和《回家》为例吧。

张：您在1997年林舟的一次访谈中说：“我笔下的所有人物；最终都走向无奈；我笔下的任何美好；最终都归于毁灭；这就是我对生存的理解。”遍观您以往的作品，全无圆满的结局。死亡、暴力、暗杀的情节和焦虑、绝望的情绪总在文中出现，但近期作品《的》、《去张集》、《小说三题》、《哥俩好》等似乎有了变化的苗头，少了跌宕起伏的情节，人物紧张的情绪也舒缓了，连故事性、悬念性也没有以往强烈了。这是不是由于您对生存的理解有所改变呢？。　最好的txt下载网

刁斗（9）

刁：如果说我的写作出现了变化，也许它更出于一种摆脱惯性勘探新途的美学需要，是风格的与形式的需要。这就好比某样东西好吃，我也认可它好吃，可总吃它也要倒胃口的。但必须承认，技术只是一个表面的理由，在潜移默化中，思想意识上的东西的变化才起决定作用，尽管，它是一股暗流我都不很自知，甚至它完全就由一些客观原因促成。举个例子，我今年发表的《哥俩好》受到不少朋友好评，而好几个人都特别提及它结尾处理得好。这就不能不让我拍拍脑门了。其实原稿的结尾，那个弟弟自杀了，从哥哥摔下楼去的那个窗口跳了下去。可程绍武和李敬泽都觉得那么处理太激烈了，尤其是程绍武的来信，很让我震惊，他认为我让弟弟自杀有偷懒之嫌。对我来讲，在小说上“偷懒”正是在创作上自杀。当时虽然我仍有保留，但尊重了他们的意见，加一千字，改成了现在这个样子。现在看来，我喜欢上了改过的结尾，屈服于生活确实比逃避生活更有力量。在此我顺便向程绍武李敬泽这两位高质量的编辑表达谢意。

也就是说，我对生存的理解是始终没变的，但在如何看待我的理解和把握我的理解上，我有了超越，我比原来的自己大了一点，高了一点。我说的是心胸和眼界。

张：我在网上看见了这样一则消息，说今年6月在贵州凯里的一次笔会中，您说了这样一段话：“文学有承担，那么数学有没有承担？烹饪学有没有承担？厨师可能还有一种具体的承担；文学只承担一种内心的东西。文学可以对社会的承担很弱小，只需对自己负责任。”其实，类似的想法很多其他作家也表露过。那么，您认为作家们对文学“承担”的抵触，是对曾经的满载“承担”的文学的厌恶，还是由于文学的边缘化，作家已不被赋予使命，不能承担社会责任的一种无奈？

刁：这是个含有伪命题成分的话题，更是个容易被人抓住一点不及其余的话题。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承担的东西怎么能没有呢？我想作家不是抵触社会担当，而是抵触那种强加于人的假大空的东西，抵触那些不属于小说的非艺术的东西，这跟小说边不边缘也没关系。在人类社会中，处于中心地带的永远是政治和经济，它们在利益好处上能立竿见影；而某种意义上，艺术的事情与功利无关，边缘是小说最合适的位置。如果一种力量把小说这个东西带入了社会的中心地带，那这种力量肯定是恶的力量，是在*小说。中国是个政治大国，现在经济似乎挤进中心了，但仍然是个暧昧的角色，陪绑的角色，它名分的得到非常勉强，极其实用，还远远名不副实。我敢打赌，如果哪个作家对他的边缘身份牢骚满腹，那你给他个官当，比他现在的官大一级半就行，交换条件是放弃写作，他准干。

张：在这次会上，马原又重申了他的“小说已经进入它漫长的死亡期”的观点，之前文坛上也一直有关于“小说死了？！”的争论，这个问题您是怎么看的？

刁：我认为文字不死小说就有生命力。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