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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您在小说中贯穿这种文化的自觉，意图何在？

熊：应於可训先生主编的《文艺新观察》之约，我曾写了一篇名为《让历史复活》的文章，算是拙著的创作谈。文章里我论及历史的真实主要存在三个方面：一、典章制度的真实；二、风俗民情的真实；三、文化的真实。我还说到，前两个真实是形而下的，比较容易做到；后一个真实，是形而上的，很难做到。但是只有复活了一个时代的文化，当然不是文化表象，而是文化心理，才能把抽象的文化真实转化为小说艺术的真实。我在小说中写到玉娘与高拱、张居正的关系。今天我们大家骂一个人是贪官，其中有一条罪状就是包二奶，这是今天的道德观，今天的文化真实。在明代，最好朋友之间买姑娘相送，那叫朋友情谊，没有任何一个人说这是道德败坏的表现。邵大侠买玉娘，调教得那么好，送给高拱，就是因为高拱没有儿子，这在今天是大逆不道的。而明代那么多攻击张居正的人，也没把他与玉娘的关系作为理由说作风不好，乱搞女人。这在当时是一种为世人认同的风俗人情。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中，用戚继光买胡姬送给张居正来说明张居正的*，这在明代其实根本不是*，而是一种文化真实。我在小说中还写到曲流馆风波，朱翊钧作为皇帝，一件*事为什么引起李太后的震怒？这又牵涉到李太后的心理真实。李太后的丈夫隆庆皇帝因为酒色过度，三十六岁就死了，她很害怕儿子短命，而且自己好不容易才挣下太后的地位，正是出于母爱和自身的利益考虑，她不允许儿子像丈夫一样，走上一条让人失望的道路。这恰好就是李太后的心理真实。而且，历史上记载她真要废朱翊钧。所以我认为一个最优秀的小说家的特点，就是能把每一个人的文化身份确定下来，而且找出他的合理性。我认为每一个小说家笔下的人物一定有属于他的文化身份。

熊召政（5）

李：您创作《张居正》时的心态是否与您对文化真实的追求有关？

熊：是的。做人不要患得患失，把个人的名利看得淡一点，但是要把你的事业看得浓一点。太入世的人，他必定走不远，太出世的人，他必定缺乏激情，所以我说，任何一个大的东西的产生，都是理智与激情双重作用的产物。别人要在张居正的老家给他修牌坊，他立刻派人拆掉，这是真有的事。他说我自己拆，比我死了别人拆好，他对自己是有一个基本估价的。因为辽东大捷，很多人得到封赏，只有张居正一个人坚持不受。可是在杀降冒功真相大白后，有人说上了张居正的当，其实他当时确实不知事实真相。我是要在创作中通过真实的历史事件，呈现出每个历史人物的文化心理真实，而不是用现在的道德观去评判历史人物，这就是我的心态。所以，高拱看起来也不是一个坏人。我这里面没有纯粹的好人和纯粹的坏人。

李：您在散文《猿啸中的乡愁》中说：“屈原不但不回避命运的泡漩，反而纵身一跳，让越旋越紧的泡漩给他壮丽的生命画上了一个完整的句号。他这么做，按今人的观点，追求的是人格美而非人性美。人格是凝固的，而人性，则如眼前的江水，是流动的，不可遏止的，一旦投入就注定要生活在漩涡的中心。”您在塑造张居正这一艺术形象时，是侧重人格美还是人性美，或者说两者兼而有之？

熊：对张居正我更多地感念他的人格美，而对玉娘我感念她的人性美。就是说，一个女人爱一个男人的时候是没有条件的，而一个男人爱一个女人是有条件的。

李：可是张居正在人性、人情方面似乎弱一些。

熊：是弱一些。我犹豫过，要不要把张居正写得过分儿女情长？后来我省略了一些他更多的人性的一面，自然流露的一面，让他尽量克制自己。比如说邵大侠的问题，他始终不愿意点明，一方面他没把玉娘放在对等地位，张居正是玉娘的生命，而玉娘只是张居正整个生命中一个不是非常重要的部分。我想的是，一定要把玉娘人性的单纯刚烈全部展现出来。如果张居正堕入情网，他在国事上就会非常糊涂，所以在历史上爱情成功的政治家很少。衡量政治家的标准，不是要他有成功的爱情，而是希望他身边有爱他到死去活来的女人。

李：这是您在人物关系上的整体布局？

熊：我是想用玉娘的人性美来反衬张居正的人格美。

李：这种人物关系使人想到了《红楼梦》中的林黛玉与薛宝钗的性格反差。而且第一卷中玉娘唱的《木兰歌》，使我马上联想到《红楼梦》中的《好了歌》，您的创作是否受到《红楼梦》的启示？

熊：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