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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突围到扎扎实实的文学状态中去；从客厅写作突围到面向社会面向大地的写作中去。如今有些青年作家，也有一部分沉不住气的中年作家，日思夜想的是干一次空手套白狼的写作暴富，在没多少感情投注、没多少生活投注、没多少艺术投注的情况下，企图靠炒作和包装来一夜之间红遍天下。这是一股传染性很强的文学逆流，也是一种文学的集体癔症。那些严肃的作家，有使命感的作家必须保持警惕，同时要用你的结实的、有分量的作品来同这股逆流抗衡。因为文学是有着它的永恒的标准的。第三点，我一再强调，一再感谢生活，这是我发自肺腑的话。如果你不深入生活，不向鲜活的生活索取灵感，不进入到生活的角落，你的作品就不能保持住文学最宝贵的品质——真诚，就无法达到文学追求的最高目标——真理。我永远相信生活，不仅因为生活给了我故事，生活给了我灵感，生活给了我思想，生活给了我感情，生活给了我才华展示的舞台，更重要的是给了我一种写作者的自信。

对话陈应松

灵魂的守望与救赎

周新民 陈应松

周新民（以下简称周）：陈老师您好，感谢您接受采访。首先您能跟我谈谈您的文学启蒙教育吗？

陈应松（以下简称陈）：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我最早的时候是学画画的。小时候很喜欢画画，但我作文又很好，在高中的时候开始写诗。高中的时候我的老师写诗又画画，对我影响非常大，于是我开始写诗。

周：在您离开学校走上社会后，有哪些契机促使您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

陈：离开学校后，我下放当知青，到了一个水利工地捶石头，因我会画画，就被借到指挥部。我在那里主要办墙报，写写画画，写的是鼓舞士气的快板诗之类。就这样写了大量的“诗”。

周：还有别的什么原因吗？比如说某些偶然性的因素。

陈：是的，促使我继续坚持文学创作的机会是一件很偶然的事情。我写了一些诗歌寄到文化馆，但后来就没有回音了。我又到县城的电厂当“亦工亦农”，相当于现在的打工仔。有一次回小镇，在车上和一位同学遇到，高谈阔论，后面一个中年人听到我们的谈话，问我是不是陈应松，因为我和同学谈话时互呼了名字，并且谈的是文学。我说我是，然后他说他是文化馆的，叫陈善文，他说他们的《革命文艺》发表了我两首诗，是我在电排工地写的，后来寄过去又打了回来，说是查无此人。他就叫我赶快到文化馆去拿。其实我工作的电厂离文化馆很近，不足百米，但因为工作很累，我从来没有进去过，当他跟我说的时候我已经忘了寄的几首诗。然后去拿刊物，看到了自己变成铅字的作品。就这样认识了文化馆的老师，然后认识了县城的很多业余作者，这就继续写诗了。确实很偶然的，文学创作它真的很偶然，当然与你自身素质也很有关系，因为我本来就爱好写作，但因为我认识了文化馆的文学老师，就放弃了画画。到现在我还是非常喜欢画画，仍难割舍，不过一心不能二用。

陈应松（4）

周：除了这个极偶然的因素外，与你生长的地域是不是也有一点关系，因为公安在文学史上是很有名的，出过一个“公安派”。

陈：现在回想起来肯定是有影响的。从较大的地域因素来讲，我的出生地公安，甚至整个荆州，是楚地的中心，这块地方文风深厚，楚文化的博大使你不想受熏陶也不可能。公安又有“公安派”。“公安派”的“独抒性灵”，跟这块土地也有关系吧。此外这个地方有浓郁的民间文化，对我的文学创作的影响比较大，我的外祖母很能讲故事，我熟悉的乡人都能讲，特别是鬼故事，楚人好巫，在我的家乡尤其如此。从小我感受到的巫鬼气氛，激发了我的想象力，那种记忆是对文学最好的滋养。

周：您具体生活的环境，比如您成长的村庄、小镇对您的文学创作也有一些影响吧？

陈：我出生于一个非常小的小镇，小镇对我的文学创作有很大的影响。这个小镇里有一大批读书人，读书的氛围很浓厚，可以读到很多小说，当时的很多小说我都能看到，什么《青春之歌》、《小城春秋》、《红岩》、《铁道游击队》、《红旗谱》、《清江壮歌》，等等。我家里很穷，我是一个左撇子，当时有一种游戏叫“打波”，就是打分子钱，我这个左撇子非常准，总是赢钱，赢了钱，我除了买颜料画画，就是买书。小镇的供销社里有卖书的，鲁迅的书全有，那时的书很便宜，都是一两毛一本，我现在还保存着那时买的一套鲁迅的书。鲁迅潜移默化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