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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不能不合作，因为是我的稿子导致报社被停刊，假如不合作，以后就不会有人约我稿了。在这种情况下，我感到很是气恼、难堪，整整一天都是直撅撅的。因为这种难得的经历，我能体会到我舅舅当时的感觉。他赤身裸体坐在床上，背对着F，周围空气冷冽。F弓起身来，把脸贴在他大腿上，眼睛盯着他的那玩艺儿，这使他感到非常的难堪；而那玩艺儿就在难堪中伸展开来，血管贲张。不管怎么说吧，别人没有看到我的难堪，而我舅舅却在别人的注视之下；因此他面色通红，好像很上劲的样子。其实假如F不说“玩罢”，他就要说“对不起”，“sorry　for　that”之类的话了。直到最后，他也不知那样子是不是合作，因为从下半截来看，他是一副怒气冲冲，强项不服的样子，这不是合作的态度；从上面看，他满面羞愧，十分腼腆，这样子又是十分合作的了。就是在干那件事时，他也一直感到羞愧难当，后来就像挨了打的狗一样在床上缩成一团。好在后来F没有和他再说什么，她洗了个冷水澡，穿上衣服就走了。对于我舅舅传记的这个部分，《传记报》表示：您（这是指我）的才气太大，我们这张小报实在是无福消受；再说，明知故犯的错误我们也犯不起。这是从报社的角度提出问题，还有从我这面提出问题的：您是成名的传记作家，又是历史学会会员，犯不上搞这样直露的性描写——这是小说家干的事，层次很低。但是我舅舅干出了这样直露的事，我又有什么办法呢。

这些都是历史事实。不是历史事实的事是这样的：我舅舅和小姚阿姨结了婚后，就回到他原来住的房子里，找出一台旧打字机，成天劈劈啪啪地打字。小姚阿姨叫我去看看他，但我不肯去。这是因为小姚阿姨在我心目里已经没有原来的分量了。后来她答应给我十块钱，这就不一样了。骑车到我舅舅那里，来回要用一小时。在十三岁时，能挣到十块钱的小时工资，实在不算少。我认为，十块钱一小时，不能只是去看一看，还该有多一点的服务，所以就问小姚阿姨：是不是还要带句话去。她就显得羞答答的，说道：你问问他怎么了，为什么不回家。我的确很想记着问我舅舅一句，但是到了那儿就忘了。

我给我舅舅写传记，事先也做过一些准备工作，不是提笔就写的。比方说，我给他过去留学时的导师写过信，问我舅舅才情如何。那位老先生已经七十岁了，回信说道：他记得我舅舅，一个沉默的东方人，刚认识时，此人是个天才，后来就变得很笨。我再写信去问：我舅舅何时是天才，何时很笨。他告诉我，我舅舅初到系里当他研究生时是个天才，后来回中国去养病，就变笨了；经常寄来一些不知所云的paper，声称自己证出了什么定理，或者发明了什么体系。其实这些定理和体系别人早就发现了，这老先生说，你舅舅怎么把什么都忘了？开头他还给我舅舅寄些复印件，告诉他，这些东西都不新鲜了；后来就不再搭理我舅舅。因为我舅舅的发现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换言之，他先发现高级的和复杂的定理，再发现简单和原始的定理，最后发现了数学根本就不存在；让人看着实在没有意思。考虑到收信人是他所述那位先生的外甥，他还在信尾写了几句安慰我的话：据他所知，所有的天才最后都要变成笨蛋。比方说他自己，原来也是个天才，现在变成了一个“没了味的老屁”。这段话在英文里并不那么难听，是翻成中文才难听的。如此说来，从天才变老屁是个普遍规律，并且这个事件总发生在男人四十多岁的时候；具体到我舅舅这个例子，发生在他和小姚阿姨结婚前后。这件事也反映到了他的小说里，结婚前他写的小说里“口”很多，婚后“口”就少了，到他被电梯砸扁前几个月，他还写了一篇小说，现在印出来一个“口”都没有。当然，这也要看是什么人，从事什么样的事业。有些人从来就证不出最简单的数学定理，写的小说也从来就不带“口”，还有些事业从来就显不出天才。女人身上也有个类似的变化，从不穿衣服更好看，变到穿上一点更好看。这个事件总发生在女人三十多岁的时候。当然，这也要看是什么女人和什么衣服，有些女人从来就是穿上点好，有些衣服也从来就是穿了不如不穿。原来我打算以此为主题写写我舅舅和小姚阿姨，但是有关各方，包括上级领导、《传记报》编辑部、还有我舅舅小说的出版商都不让这样写，他们说：照我这个逻辑，大家不是已经变成了老屁，就是从来就是老屁；不是已经变成了“遮着点”好，就是从来都是遮着点好。现在四十多岁的男人和三十多岁的女人太多了，我们得罪不起。因此我就写了我舅舅和F这条线索。谁知写着写着，还是通不过了。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