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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我仍然把她一个人扔在街上，自个乘末班地铁溜了。

“李白玲那狗日的怎么还不来？”我掉头问张燕生，“她长得什么样儿？”

“极硬实，胸前象扣着两个大痰盂。”打横坐着的徐光涛笑着说。

张燕生和徐光涛就是我的两个倒卖汽车朋友。他们俩都是高个子，风度翩翩，衣着人时，猛看上去活象一对孪生兄弟。他们正笑眯眯地望着我搬来的那个“钱柜”——一个为公家买汽车的小城市商业局的干部老蒋，就象两个男孩子望着一个浇着奶油花的大蛋糕。女招待走过来，问我们点不点菜。张燕生说点，递过菜单给我点。我一点胃口没有，只是从头往下挑没吃皖的东西点，蛇猫鹰隼之流，不嫌其肉麻；燕窝鱼翅之类，不怵其价昂。

“那车……”老蒋怯生生的问。

“车没问题。”徐光涛和蔼可亲地说，“办好边境通行证，我们就可以去提车了。”

“还是‘福特’？”

“不，换‘丰田’了。”

“可原来说好是‘福特’，带空调、冰箱。”老蒋看我，想让我证实，我只看菜单。

“‘福特’原来是有一辆，谁让你们不汇钱的，怕我坑你们。”徐光涛盯着老蒋笑着说。

老蒋泄了气，沮丧地问：“还是一个价？！“还是一个价，对极了。”

老蒋看着，伥声嘟囔：“在家说得好好的，倒这儿全变卦了。”

我看都不看他，又点了几瓶洋酒，摞下菜单，继续向窗外看去。我是不忍看他。这个可怜的人，当他把钱汇进徐光涛为他损定的帐尺，就已经一钱不值了。实际上，他还没动身，就原地让人铆了。

我乘的那趟火车是在夜里开出口。开车不久，卧铺车厢就熄了灯，大多数旅客都上铺睡觉。我独坐在车窗旁的折登上，将车窗开了条缝，原野上流动的风吹拂着墨缘的窗帘。列车行驶在纵贯中国南北的大动脉上，窗外一片昏黑的天地，看到偶尔闪过的明亮的站台上的站牌才知道经过的是谇什么城市。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华北平原的城镇在夜色中静悄悄地一个个甩在了后面。半夜，我们过了黄河。列车经过铁桥时叮哐响亮起来的车轮声将我从梦中惊醒，我欠身撩起窗帘往外看，一根根横七竖八黑乎乎的钢梁在眼前闪动。微弱的月光下，热里泛亮的河水象一条画中的河，静止不动。列车过了铁桥，车轮重新又轻快沉稳了。我睁着眼躺在黑暗中。

象在家里失眠时一样，开始胡思乱想，想不可知的未来。感到彻骨寒冷。我一边裹紧毛毯一边寻找风源，发现睡前提开的车窗仍在拄里灌风，下去把窗关了。列车停了，停在一个省会宽敝木大站。虽然是夜里，仍有不少旅客上车，他们扛着包在站台上奔跑，寻找有空座的车厢。卧铺车厢的大部分旅客仍在熟睡，只有一两个要下车的旅客被列车员小声叫醒，睡眼惺松地提着包下车。站台很快空跳了，只有几辆食品车被售货员推在硬座车厢旁向车上的旅客卖面包和水果，穿着大衣的站台服务员和警察在踱步。列车开始了，继续向南驶去。我看看表，不睡了，下站就是我要去的那个城市了。列车大约还要行驶两个小时。

拂晓，我和寥寥无几的旅客下了车，站在粗砺水泥铺的、没有天蓬的月台上。天声微明，站台上灯光愈发显得昏黄，看不到稍稍有点规模的城市都搞的那种装点门面、一下车便能看到的赫高耸的建筑物。简直都不象到了个城市，尤其列车开走后，真仿佛被孤零零撂在一个荒野小站。我也知道有没有人来接我，上车前按杨金丽给我的地址拍了份电报。站台上倒是有几个男人象是在等人，我故意在他们跟前可疑地转来转去，不时窥探他们，他们无于衷地看着我，使我怏怏走开。终于我引起了一个的注意，那人目不转睛地盯着我，是个戴红箍儿的车站警察。

我决定先出站。出了站，来到站前小广场，一个穿蓝棉衣的黑大个男人迎了上来，问我从哪儿来，我告诉了他。

“是杨金丽派来的吗？”

我略微踌躇了一下，看他一本正经的样子，点点头：“是她派来的。”

“我姓邱，来接你的，走吧。”

他跟我握了握手，推起旁边支着的一辆自行车，带我走向广场四周密密麻麻、黑黝黝、迷宫般的小巷子。进了小巷子，他飞身上车，我紧抱着包坐上后座。自行车左拐右拐，蹬得飞快。这城市在东汉末年便是有名的军事重镇，历史上几次著名战役就是在这一带打的。一千五六百年过去了，这儿衰微颓败了。城里看不到任何的价值的古迹，也很少新式大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