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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苦农民获取财富愿望几乎是唯一的一种补充手段，在这种情况下，富农“剥削”与否，以及“剥削”多少当罚，多少不当罚，在许多**人的眼里，根本就不是什么重要问题。＇93既然**中央在土改中最重视的，是如何才能发动群众，与地主富农撕破脸，在这种情况下，任何策略性地保护富农暂时不受严重冲击的设想或规定，也就注定了只会成为一种可有可无的东西。。。

建国后疯狂土改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的爆发，特别是10月间志愿军入朝作战，对中国政治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正如陶铸后来所说：如果说**中央过去主张土改要温和一点，那是因为战争没有了，搞得太激烈了社会震动太大，不利于统战。现在抗美援朝战争打响了，战争的震动那样大，我们正好可以着手解决国内镇反和土改的问题了。而且，经验也证明，“必须以革命的手段解决农民土地问题”。＇115

10月中下旬以后，**开始放手在全国推动镇压反革命运动。11月，**又紧接着全力督促广东、广西、福建等省立即开展全面的土改斗争。正是这一战争形势的到来，对南方等尚未开展土改和正在土改过程之中的省区，产生了重大影响。

**华东局一向注意反对“左”倾偏向，这时也开始强调放手。＇116结果原本受纪律束缚的江浙各地土改干部迅速开始出现乱捕、乱斗、乱打倾向。据中央政策研究室报告：从12月初华东局宣布放手后，运动马上蓬勃展开，但仅仅半个多月，不少地方就“出现了乱抓乱打的过左现象。如苏南奉贤、浙江嘉兴等地都有一些被吊打罚跪的情形，或者把大批地主不必要的看管起来。”＇117无锡一县遭跪、冻、打的有872人，青浦县龙固区几天里就打死了17人。奉贤县5个区被斗的245人中，被打的218人，被迫下跪的75人，被棒打的35人，被吊打的13人，被捆绑的18人，被剥光衣服的80人，每人一般受多种体罚。宜兴县强迫斗争对象跪碗底，把猫放入斗争对象衣服里面，剪掉妇女的头发和眉毛，常熟县还发生了割掉被斗妇女**的事情。苏南各县（市）土改期间召开村或联合村斗争会16841次，乡以上斗争会13609次，斗争人数达28234人。一个苏南区土改期间仅斗争会上就打死了数十人，并造成了293人自杀。＇118

西北局因为有1947年的教训，再加上西北地区不少地方没有地主，因此一直也比较谨慎。但这时也不能不开始要求干部放手，自然也出现了几乎相同的情况。如平利县四区双河乡对地主、富农、中农以及工商业者40余户进行了全面清算和罚没，连茶缸都不放过。＇119长安乡王曲区斗争地主、富农“打、跪、拔胡子、脱衣服已成习惯”。渭南县九个区一个市的统计，因土改干部乱施刑罚、疲劳审讯逼供逼死了7个地主，15个普通农民和富农、小商、干部及小土地经营者各一人，造成上吊、跳井、自刎8镇安县分了富农的土地，竹林管区征收了半地主式富农的自耕地。石泉县7个乡斗了43名旧保甲人员，并把他们和地主集中起来强制劳动。南郑58个乡，平均半数地主成份者被打，自杀了96人。安康县惩治了地主661人，管制了357人，自杀了82人，紫阳县一度将地主几乎全部管制起来。＇121

和华东、西北相比，中南局明显走得更远。它一上来就明确提出：此前的土改试点地区普遍因为“防‘左’纠‘左’太多”而存在着“和平土改”的偏向，造成了严重的“夹生饭”现象。因此，必须让干部了解，土改不是单纯分田和得到经济果实，土改的根本目的是要“使土改后的农村真正成为新民主主义人民民主专政的乡村。为此，不能束手束脚，“不要过早和过分地强调防‘左’”，不要让群众感觉规矩太多，对真正群众大动起来发生的过火行为，不应泼冷水。总之，要搞“斗争土改”，“放手发动群众，掀起一个大规模的农民反封建的革命运动”。＇122

**中央这时对中南局的这一指示表示了赞赏，并马上转发给各中央局。当然，对乱打、乱杀的后果依然心有余悸的**等，也注意到了中南局指示太过于偏重强调反右倾的倾向，因而特别提醒中南局：“应增加一些防止‘左’倾危险的指示”，指出扫地出门、乱打乱杀等错误不许再犯。然而，这恰恰是中南局认为土改发动时不应去做的，因此它并未在这方面给予重视。＇123

由于公开强调要敢于放手，并尖锐地提出了反对“和平分田”的要求，中南各省党政部门层层贯彻，一些一直感到束手束脚的基层土改干部，尤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