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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心，对我和蔼又有耐心。我们初次见面，他就很友善，谈过几分种后，他带着我去见国际商学专业的博士指导员奈教授。那是一个看起来年轻，长得帅气的教授，他也很客气，向我介绍了情况，并作了学业的指导和安排。　在与奈教授谈话结束后，我就在国际商学的办公室，与刚结识的秘书璐比小姐聊了起来——我想多了解一些情况。

商学院有四位国际商学的专业教授，但两位教授已暂时离校：丹尼尔博士正在欧洲作访问学者，他是这一领域的著名学者；克里西博士是国际金融教授，已请了一年事假，正在纽约的一家国际银行工作。其他的两位教授，一个就是我刚见过的奈博士，另一个是崔博士。　正在说话间，外面进来了一个中等个子的亚裔中年人，长着很有韩国人特征的方形脸，脸上所流露的是那种师道尊严的傲然。　璐比小姐马上说：“这就是崔教授。”　我已通过学校资料对他有一些了解，他是国际商业的主要教授之一，早年毕业于韩国大学，又到美国留学，完成硕士和博士学位教育后，就一直在宾州大学任教了。　我那瞬间的感觉，如同他乡遇故知。我恭敬地站起来，先自我介绍，又对他表示了仰慕之意：“崔教授是我们亚洲人中的佼佼者。由于东、西方在文化和语言上的极大差别，亚洲人走商科的学术道路不容易，您能够这样在学术界崛起，是我学习的榜样，希望崔教授今后多多指教。”

“不要说这些，我知道你们中国人就喜欢拉关系，我不吃这一套。”崔教授不客气地说，他的脸平淡得连肌肉也没有抽动一下，“不要指望我会因为你是亚裔学生，就会特殊照顾，我是一视同仁，对所有学生都是一视同仁的。”　当时的我，真有一种拍马屁却给马踢了的感觉，但还是毕恭毕敬地聆听着他的教诲。　可是，我也颇感意外，因为这是美国。我们若观察美国现代文化，就不能不注意到它那种人权和人道主义的强烈色彩。是因为农奴制和种族歧视的过去，是因为祖上作的孽，才有今天美国的负罪感，也才形成那种矫枉过正的社会倾向。美国社会对偏见和歧视极为敏感，即使那只是属于苗头现象。

比如说，我们中国人在聊天时，经常会谈论，说河南人怎么怎么地，上海人怎么怎么地…… 这种说法，在美国社会，特别是在有教养的美国人中，是很少听到的。因为把人按类分别，建立标准，这本身就是成见（Stereotype）和偏见（Prejudice）。我并不是说美国人没有成见和偏见，只是说，他们即使有这种想法，也不会轻易地表露出来，因为这反而显得自己教养不够。这不能算虚伪，而是在特定文化下的社会行为规范。　所以，当我听到崔教授把中国人定型为“喜欢拉关系”——不管对与不对，就觉得很意外，这种一概而论不符合美国的主流文化。而且，我们初次见面，他就已表现出那种毫不掩饰的敌意，这更使我感到吃惊。我遇到过形形色色的美国教授，他们有好有坏，但起码在表面上很客气。这使我产生了一种不祥的感觉。　以后，我对崔教授更了解了，知道他完全把自己看成美国人了——尽管他说英语带有明显的韩国口音，而且他表现出的那种强烈偏见也是美国人中少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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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者的抗争

过了不久，我又遇到了另一国际商学博士研究生徐宁，一个挺秀气漂亮的中国女孩子，思路敏捷，善于谈吐，看起来就是女强人类型。她毕业于北京经贸大学，在一所美国大学拿到MBA学位后就来读博士了，她已入学两年了。都是中国人嘛，初次见面就感到亲近，而且她为人很热情，给了我很多积极的建议。我们很谈得来。

那时我人生地不熟，就急切希望能从徐宁处了解情况，她也很乐意地向我作起介绍。听起来，总的评论还是不错的。但当谈到崔教授，徐宁就表露出极大的不满。他自负、固执，有极度偏见，而且对她进行种种刁难。　有些事情乍听起来都是难以置信，但我已有过不愉快的经历了。我告诉了徐宁我与崔教授的初次接触，她告诫我要小心，说崔教授敌视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　那次谈话后，她又多次向我倾诉。她与崔教授的矛盾越来越激化。最后她忍无可忍了，正式向商学院领导提出投诉——她指控崔教授歧视女性、对她不公正的待遇。她说崔教授由于历史原因（指朝鲜战争中，韩国与中国是交战国），特别歧视中国学生。　在她提交正式投诉后，商学院就成立了一个由行政、教师和学生代表共同组成的仲裁委员会，此委员会将举行听证会，在听取原告、被告和第三者证人的证词后，要作出裁决。徐宁把我也列为证人之一，我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