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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十月事件”是他两人策划并主持的。关于1931年“三月事件”和“十月事件”以及1932年“五·一五事件”的详情，见本章第161页脚注。是年“九·一八事变”日军侵占沈阳的阴谋，他们两人也都有份。“九·一八事变”成功之后，大川在次年（1932年）更创设另一法西斯团体（“神武会”），企图结合少壮军人，以暴力推翻内阁及议会，实行“昭和维新”。1932年5月15日刺杀犬养毅首相事件（即著名的“五·一五事件”）也是大川在幕后策划并供给军火。以罪证确凿，大川被检举入狱，并被法院判处徒刑十五年，后减为四年。1937年大川出狱后，正值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当时日本的空气更有利于大川的大亚细亚主义及法西斯主义的宣传。此时的大川不但是一个有名的社会人物，而且是首相近卫文的入幕之宾，誉者且称其为“近卫智囊团”的中坚分子。在战争的年代里，大川仍然狂妄地鼓吹他那一套日本型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和理论。

大川平生写作甚多，其名著为：《日本文明史》、《复兴亚细亚问题》、《日本精神之研究》、《日本及日本人之道》、《日本二千六百年史》。这些书都是用大日本沙文主义的观点方法写的，其宣传意义甚大而学术价值却很小。

大川在日本投降以后，特别是近卫自杀以后，由于幻想破灭，刺激至深，因而神志恍惚，举止失常，现出了初期精神病的症候。法庭公审的第一天，大川在被告席中的坐位适在东条的背后，散庭时他以手掌频击东条的秃头，并大声喊叫“我要杀死东条！我要杀死东条！”后经法庭指定医学专家验查，认为大川确患精神病，于是法庭决定并宣布对大川之审讯暂时停止。1948年11月法庭宣判时，大川仍在病中。大川既未经审讯，法庭当然无法判处他的罪刑。远东国际法庭对大川周明宣布的虽是“暂行停止审讯”并保留于他康复后由“本法庭或其他法庭予以审讯”的权利，但是在远东法庭宣判后不到两个月工夫（1948年12月24日），他便被盟军总部连同在押的最后一批甲级日本战犯一齐宣布释放出狱了。大川不但从此逍遥法外，而且后来曾当选为国会议员。说者咸谓这是对法律正义的嘲弄。

大岛浩

六十一岁，陆军士官学校及陆军大学毕业，历任驻德大使馆辅佐武官、驻澳大利亚使馆武官、野战炮兵第十联队长等职。

大岛于1928年至1945年间曾担任下列各职务：日本驻德大使馆武官（1936年）；日本驻德大使（1938年10月至1939年10月）；再度任驻德大使（1941年2月至1945年5月德国投降）。

大岛是日本法西斯军人中具有外交家头脑之一人。他长期供职于驻德使馆，并两度任驻德大使。他对希特勒的雄心和纳粹德国的成就异常崇拜，对他们侵略计划的成功满怀信心。因此，他极力主张勾结轴心国家，使能相互支持，分宰世界。1936年德日###条约的签订和1940年三国军事同盟的确立，大岛多年的活动是起了重要作用的。同驻意大使白鸟敏夫一样，大岛在日本人心目中是一个鼓吹轴心勾结的中心人物。

大岛任驻德大使一直到德国投降。德国投降后，大岛为盟军所逮捕，不久便被押解送回日本。他是1945年12月6日盟军总部最后一次逮捕令所指名要逮捕的九名甲级战犯之一，是自动前往东京巢鸭监狱报到的。

佐藤贤了

五十二岁，陆军士官学校及陆军大学毕业，毕业后担任陆军省整备局职员，继任华南派遣军幕僚及中国派遣军副参谋长等职，并曾奉派供职驻美使馆武官处多年，对美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各方面颇具了解，在陆军省内有“美国通”之称。

佐藤于1928年至1945年间曾担任下列职务：陆军大学教官（1935年）；企划院成员（1937年至1938年）；陆军省军务局课长（1941年2月至1942年4月）；陆军省军务局局长（1942年4月至1944年12月）。佐藤于1941年10月晋升为陆军少将，1945年3月晋升为陆军中将。

佐藤在日本陆军中官阶虽不甚高，但是由于他足智多谋、勇于任事，颇能博得上级长官的欢心和信任。1938年他便被派作军部代表，向日本国会说明总动员法案，并威胁议员们必须通过。重光葵他在东条内阁时期曾两度任职于陆军省中最重要的机关军务局，并任该局局长两年半之久，对于东条内阁的各项侵略冒险阴谋和作战计划莫不参与策划，而截断安南北部的交通线及以后强占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