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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几年之后，当地农民也学会了种植鸦片的技术，但在收烟和割烟等技术方面，还须请刀儿匠。”

在罂粟种植区，收割大烟是一项重要的农时活动。由于大量刀儿匠云集，农村人口流动增加，且集中于产烟地区，使一些鸦片产区形成了临时的繁荣：劳动力云集、商贩云集、说书和唱戏等娱乐组织也来了，热闹非凡，形成了“烟会”，又叫“烟场”、“烟集”。赶烟会因而成为当时人的一项重要社会活动了。烟会的情形，我们举例说明。

在内蒙古的河套地区，“每年收获季节（农历七八月间），在整个种烟的河套农村，如同赶庙会一般热闹非凡。在烟地周围，有打玩艺儿卖唱的，有卖瓜果吃喝的。在较大的村落乡镇，还有搭台唱戏的。民间艺人赶烟市，为赚钱，图吸烟，说唱快板‘莲花落’凑红火。”

在内蒙古的五原县，小商小贩是赶烟市的重要人员。“在种烟的年代里，农村的商品需求量和购买力在割烟季节要出现一年的最高峰。那时鸦片的丰歉决定农民一年的命运。所以种烟农民为了迎接和祝贺这个决定命运的季节，在收割烟的时候，除了从优招待割烟的工人外，自己家内也要改善生活，有的还给儿女们添购一些入时的衣着。为此，城里的商人就纷纷人挑畜驮车载把货物送至种烟的村落。另外，在割烟季节为了表示祝贺，二人台班子也要赶赴农村演出。在烟户较多的大村子里，每逢华灯初上的薄暮时候常有二人台节目演出。附近村落的青年男女亦多往围观。虽说那时照明设备简陋，可是轻歌曼舞，笙箫伴奏，人笑人语，看起来也是赏心乐意喜气洋洋。在那个年代里，乞食的人是比较多的，平时大多是在城市里行乞，逢到烟市也纷纷转移到农村。”（李子英：《五原烟毒史话》，载《近代中国烟毒写真》）

赶烟场：收获鸦片的特殊景观（3）（图）

在甘肃天水，每年五六月间便陆续开刀割浆，烟会也就开始了。“这时城市大量无业贫民和苦力劳动者，都到农村赶烟场打短工。小商小贩也备齐农村所需各样货物，到乡下烟场换烟土。城里说书的、唱戏的、算卦的、装水烟的、打‘泥娃倒’、‘打板子’的等，也都纷纷下乡赶烟场。尤其唱秦腔的鸿盛社戏班子，这时也下乡演出，他们晚上演大戏，白天划整为零深入田间地头，吹吹拉拉，清唱几段，讨点烟吃。县政府的官差衙役也趁此下乡，勒收亩捐借机发财，真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窦建孝：《天水鸦片流毒见闻》，载《近代中国烟毒写真》）

在甘肃靖远，由于种植罂粟，县城出现了繁荣。在七八月份收烟的时候，赶烟场的人很多，靖远城乡也空前热闹。据记载：“当割烟的时候，和尚、道士不远千里而来化缘。卖武、耍猴、马戏团络绎不绝。当时最时兴的日用品，例如化妆品、生发油、花露水、丝织袜子、天津礼服呢等都是普通货。城镇街道上京货摊子排比拥挤，五光十色。印花布、细布、斜布、绸绸缎缎、零星玩艺，应有尽有。”“除了赶场的短工以外，还有一部分是走江湖的，拉狗耍猴，猴子、小狗在地头给地户叩头作揖，提水烟袋的给大家装水烟；弦管卖唱的唱一段；卖武的扛着大刀、杆子，一到地头，一口大碗伸向地头的掌柜，掌柜的即抹一板子大烟。”“卖艺的人每到一村，找一个适中的现场，敲起大锣，群聚而观。当场不要钱，算作献艺。过后到地头大碗一伸，等于收票。这些伸手的人每能要满满一大碗，约三四两。戏班的演员尤其吃香。麻子红（一名角的诨号）一度到靖远赶场，在大碗后面还有龙套抬着牛头罐子，地户争着抹，希望在庙会上看他的拿手好戏。”（张慎微：《靖远的烟场》，载《近代中国烟毒写真》）

在甘肃陇西，“收烟时引来陕西、河南等省形形色色的人流来赶烟场，有富商大贾，有流氓乞丐，有妓院和各种杂耍，真是乌烟瘴气，盛况空前。”（陈仁：《陇西种植、吸食、禁止鸦片记述》，载《近代中国烟毒写真》）

当然，烟会中缺少不了收购大烟的大小商贩。在靖远县，“当大烟收割正忙之时，远近土客接踵而来，东路来客最多，兑来大批现金，坐地收购。庄客多半集中县城西关，小贩和农民以烟求售，有牙纪行，名曰‘土店’。这样的土店不知有多少家，每一庄客，起码都收购万八千两。西关大街拥挤得摩肩接踵。有很多巨商在靖远作汇兑，兰州的万顺成就在靖远设有分号。土客的资金和政府的解省公款，动辙以万计，都是经过汇兑，可免带款被匪抢劫。”（张慎微：《靖远的烟场》，载《近代中国烟毒写真》）

在四川省的西昌，“每年春末夏初，新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