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缆印Ｋ�侨衔��遣皇�20世纪应有的文明。他们沮丧极了，好像从万里之遥赶来赴一个丰盛的晚宴，好不容易赶到了，却发现宴会已经散了，连残羹剩饭都没有留下。要不是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们就想回国了。

有一天，他们到东单附近的一家小酒馆去借酒浇愁，那里有五六张八仙桌，桌子的四周摆着黑漆条凳。空气里弥漫着酒味、烟味、汗味、狐臭味和劣质香水的怪味，混杂着外国兵的谈笑声、吵闹声。老板和伙计忙着为他们端上白酒、黄酒和“摊黄菜”、“木樨肉”等一个小饭铺能做得出的美味佳肴。

正在这时，一个法国士兵忽然嚎啕大哭起来。开始人们都很惊奇，后来才知道他是想家了。他哭诉道，在法国的时候，每当他回到家中，母亲都给他准备好了香喷喷的晚餐，而且一定有一杯红葡萄酒。现在，他远在万里之外的中国，不但看不到妈妈的身影，就连喝一杯真正的法国红葡萄酒也办不到，因为这一带的酒馆都是中国人开的，只卖中国的白酒和黄酒。那个活像大孩子似的法国士兵抹抹眼泪说：“如果现在能有一杯地道的法国红葡萄酒，再有一份哪怕是煎猪排、摊鸡蛋那样简单的晚餐，我都愿意用我的全部财产来交换。因为它们能使我感受到家的温暖，就像回到妈妈的身边。”

话说到此，小酒馆的法国士兵也都听得黯然神伤，陷入了思乡之苦中。于是有人哭，有人骂，有人唱，有人叫，弄得中国老板莫名其妙。

就在这一片混乱中，傍扎和佩拉蒂忽然看到了商机，为什么不开一家酒馆呢？这个酒馆应当专卖欧美人爱吃的食品和地道的法国红葡萄酒，那样一定可以赚到钱。

他们好像看到了滚滚而来的法郎、美元、卢布、还有银元和“大清光绪通宝”……

于是他们就在苏州胡同南边，开了这么一家只有三个门脸的小酒馆。

傍扎和佩拉蒂的小酒馆生意的确不错，几乎天天满座，虽然这里常常乌烟瘴气，甚至常有洋兵喝醉了酒撒酒疯，可是毕竟赚到了钱。邵宝元是个学徒，钱拿得不算多，可是比在中国人开的店铺里当学徒要强。再说，邵宝元的法语在这里大有提高，就连英语、德语、意大利语也学到了一些。

两个法国人，一位小伙计（6）

邵宝元满意了，可是两个法国老板却不满意，因为钱赚得越多，他们越觉得自己的酒馆太小，太简陋，只能供应酒和“煎鸡蛋”、“炸牛排”，更没有住宿功能。

1900年以后，外国人到中国的越来越多，有的来传教、有的来做生意。此外还有一批人，因久慕中国的东方情调、秀丽山水，特意远涉重洋跑来游玩。这些人都需要有个下榻的地点。而当时北京只有客栈一类的小旅馆，条件差、规模小，外国人很不习惯。善于发现商机的傍扎和佩拉蒂看清楚了这点，就想办一个吃住功能齐全的现代饭店。

应当说，他们的想法在当时很“新潮”，甚至可称得上“与国际接轨”。19世纪初，西方国家曾经出现过一些大饭店，被称为“Grand　Hotel”，它们建筑豪华，装饰高雅，只有达官显贵、富商巨贾才能住这种饭店。另一方面，那时在乡镇和农村还有大量的客栈，这些客栈设施简陋，有的甚至让客人挤在一起睡觉，吃的也只是家常饭。西方人称其为“Inn”。到了19世纪末，随着资本主义的高速发展，经济空前繁荣了，火车、轮船等现代化交通工具出现了，商务活动空前发展了，旅游业开始兴起了。对于广大商人和旅游者来说，“Grand　Hotel”不适用，它们太奢侈，而且门槛也太高，“Inn”又太简陋，连一些基本的设备都不具备。因此，人们需要一种既能提供舒适、周到的服务，价格又比较适中的饭店。傍扎和佩拉蒂的想法不仅适应当时这股世界潮流，而且更适合中国的实际需要。

中国很早就有了旅馆类的设施，当时叫“逆旅”。“逆”，按《说文解字》的意思是“迎也”，“逆旅”即是“迎接旅客”的意思。不过早期的“逆旅”只是农家的庄园田舍，是主人在农耕时兼营的“第二职业”，因此，只有最基本的食宿。以后，随着经济、政治、交通、文化的发展，才有了驿馆、馆舍、驿站、旅店等。明代（公元1441年）在北京御河桥边建立的“会同馆”，有客房763间，其规模之大，在当时堪称“世界之最”。但它不是现代意义上的饭店。那时外地来京者，有身份的官宦住官邸；普通人住会馆或是友人的宅院。当时北京城内私人旅馆很少，供一般行人食宿的客栈、客店大都设在城外，它们设备简陋，往往是一房一炕，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