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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有归家之感，使游子消失了愁容，感到了归家的快乐。

直到明朝末年，罂粟花仍是名贵稀有的佳花名木。明朝万历年间，大文学家王世懋在《花疏》中对罂粟花大加赞赏，他写道：“芍药之后，罂粟花最繁华，加意灌植，妍好千态。”崇祯年间，旅游家徐霞客在贵州省贵定白云山下看到了一片红得似火的罂粟花，大为惊奇，叹为观止。他在《徐霞客游记》中写道：“莺粟花殷红，千叶簇，朵甚巨而密，丰艳不减丹药。”

鸦片的药用价值，宋朝以来历代医书多有记载，被看成治痢疾等症的良药。宋徽宗时中医寇宗姡г凇侗静菅芤濉分兄赋觯骸绑克诿仔院��嗍忱��悖��螂灼���橙搜写怂�螅�用圩魈酪��跻恕！蓖醮z在《百一选方》中清楚地记录了罂粟治痢疾的处方。他把罂粟当作治疗赤白泄痢的特效药，为此专门将罂粟子、壳炒熟研末，加蜜制成药丸，患者服食30粒后即病愈。此外，宋代中医们还发现罂粟的其他功效，如治呕逆、腹痛、咳嗽等疾病，并有养胃、调肺、便口利喉等功效。因此，罂粟子、壳也被当成了滋补品。苏轼的诗：“道人劝饮鸡苏水，童子能煎莺粟汤”，即反映了这种情况。他的兄弟苏辙的《种药苗》诗，更详尽地说明了罂粟的滋补作用：“苗堪春菜，实比秋谷。研作牛乳，烹为佛粥。老人气衰，饮食无几；食肉不消，食菜寡味。柳石钵，煎以蜜水，便口利喉，调肺养胃。……幽人衲僧，相对忘言。饮之一杯，失笑欣然。”

元朝时，中医对罂粟的巨大副作用已有初步的认识，建议慎用。如名医朱震亨即指出：“今人虚劳咳嗽，多用粟壳止勤；湿热泄沥者，用之止涩。其止病之功虽急，杀人如剑，宜深戒之。”然而，世人并未记住朱氏的劝告，元朝时，已有人开始服食鸦片了。

元朝人所服食的鸦片，并非中国本土所制成的，而是从征服印度等地的战争中掠夺而来。作为战利品的鸦片，在当时还颇受欢迎。到了明朝时，中国人才逐渐懂得了鸦片的生产、制造。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记录了当时采收生鸦片的方法，他写道：“阿芙蓉（即鸦片）前代罕闻，近方有用者。云是罂粟花之津液也。罂粟结青苞时，午后以大针刺其外面青皮，勿损里面硬皮，或三五处，次晨津出，以竹刀刮，收入瓷器，阴干用之。”但是，这种方法，并未普及，李时珍也是道听途说，并未看到或亲自采集制造过鸦片。当时中国境内的鸦片，还大都是从海外输入的。据《明会典》记载，东南亚之暹罗（泰国）、爪哇、榜葛赖（马六甲）等地多产乌香（即鸦片），并不时作为“贡品”药材贡献给明朝皇帝，如泰国即一次入贡300斤鸦片。直至成化时，鸦片进口还相当有限，因此市面上鸦片价格昂贵，竟然与黄金相等。其后，鸦片进口逐渐增加，明朝正式对鸦片征收药材税。万历十七年（1589），鸦片首次被列入征税货物清单之中。万历四十三年（1615），明廷规定，鸦片每十斤征收税银一钱七分三厘。这表明，鸦片输入增多了，食用鸦片的人，尤其是东南沿海的富绅地主已经为数不少了。

罂粟：从名花、名药到鸦片烟（2）

清朝初年，仍沿用明朝的方法，将鸦片视为药材，征收入口税。康熙二十三年（1684）清廷规定：每进口百斤鸦片，征银三两。清初进口的鸦片数量每年约二百余箱（每箱约100斤），这个进口数量表明，鸦片吸食者不是很多。但是，四十余年后，即雍正七年（1729）以后，鸦片进口大量增加，乾隆三十二年（1767）达一千箱，嘉庆五年（1800）达四千箱，道光初年达八千余箱，至鸦片战争（1840）前夕，每年进口的鸦片多达四万余箱，约四百万斤了。这时，鸦片已是一种吸食者甚众的毒品了。至此，罂粟已由来自域外的美丽的花朵，演化成害人的毒品。

鸦片进口数量的激剧增长，有着众多的原因，就鸦片本身而言，吸食方法的改进有着极大的关系。如上所述，鸦片最初是作为灵丹妙药进入中国的，有权力享用的人很少。作为药物，是将罂粟的子、壳炒熟，研成粉末，加上蜂蜜，制成蜜丸服用，或者用罂粟子、壳煮水服用。作为滋补品，宋朝时又将罂粟制成“鱼饼”和“佛粥”食用。鱼饼是将罂粟子洗净磨乳，去渣后煮沸收聚，制成小块，服食时以红曲水酒蒸后取出，制成鱼鳞状的小薄块，这种罂粟饼即为鱼饼。佛粥，也是用罂粟子和竹酒煮成。这时，人们只是服用罂粟的子、壳，还没有掌握刺取罂粟毒汁制成鸦片的技术。

元朝时，印度已经盛产鸦片，蒙古人远征印度时，掠取了大量战利品，鸦片就是其中的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