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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皆无所附丽”，并且满怀激情地写道：“国无海军，不足耻也；国无陆军，不足耻也！国无大学，……乃可耻也。我国人其洗此耻哉”，“吾他日能生见中国有一国家的大学可比此邦之哈佛，英国之康桥、牛津，德之柏林，法之巴黎，吾死瞑目矣”。

漫说北京大学与五四新文化运动（2）

胡适其实是敏感到了一种已经成熟了的时代要求的。1916年12月22日蔡元培于“大风雪中”来到北京，12月26日大总统黎元洪发布命令：“任命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1917年1月4日蔡元培到校就职，并且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周作人等一批影响一个世纪的民族精英都很快聚集于北京大学，这固然是由许多具体的人事关系所促成，有一定的偶然性，但也标示着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选择趋向，可以说是势之所至。它意味着，知识分子的目光由国家（庙堂）转向民间，由强权政治家转向知识分子自己，由依附权势，转向依靠知识（科学、理性）自身的力量，通过思想启蒙，唤起国人的自觉，自下而上地进行中国的社会变革。

蔡元培对北大的改造，是从根本改变教育思想、明确大学性质入手的：他在就任演说中坚定地宣布：“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同时，又建立评议会，实行教授治校。这就从观念与组织上，根本摆脱了对国家官僚机构与官僚政治的依附与控制，实现了教育（学术、思想、文化）的真正独立，也就是知识分子自身的独立。蔡元培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其目的正是要为知识分子提供自由而广阔的精神空间，将北大改造成为民间知识分子的自由集合体。“教育指导社会，而非随逐社会者也”，在自由、宽松的人文环境中，创造新的校园文化，并以此影响社会。

应该说，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是本世纪绝无仅有的这样的一次尝试。正是在蔡元培主持的北京大学，建立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新的范式：这是一批体制外的知识分子，不仅从根本上走出了充当“官的帮忙、帮闲”的传统知识分子的老路，同时也避免落入在现代商业社会中成为“商的帮忙、帮闲”与“大众的帮忙、帮闲”的陷阱，而获得真正的人格独立与个体精神自由；他们永不停止对彼岸精神理想的追求与对精神（思想、文化、学术）的探索，因此对此岸的现实存在总不满足，永远对现状持批判态度，永远是“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这是鲁迅对“北大校格”的概括，我们所说的“北大精神”所指的正是北大为中国知识分子所提供的这样一种精神规范。

正是这些被鲁迅称作“真的知识阶级”的北大人，创造了以“科学的思想与方法”、“民主与个体精神自由”、“‘重新估定价值’的怀疑主义精神”与“兼容并包的宽容精神”等为核心的新世界观，新思维，新伦理，新方法，新的人际关系与交流方式，从而创造了新的想象力与新的创造力，并且作出了以文学语言、形式的变革为突破口的文学革命作为思想启蒙的重心的战略选择，同时开拓新的学术领域（如胡适的中国白话文学史、中国哲学史的研究，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的研究，吴梅的中国戏曲研究，周作人的欧洲文学史的研究等等），创造新的学术规范，以为文学革命、思想启蒙提供理论、学术根据与思想资源。以上方面构成了蔡元培所主持的北大校园文化的基本内容，它通过《新青年》、《新潮》这样的现代传播媒体，影响整个社会，形成社会文化的新思潮，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而以北京大学为中心的五四爱国学生运动又进一步把由思想文化领域开始的变革推向全面的政治、社会的变革。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爱国学生运动又反过来极大地提高了北京大学的社会声誉与影响。一校（北京大学）二刊（《新青年》、《新潮》）一时成为时代思想、文化、学术，以至政治的中心，北京大学的教授，从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到胡适、鲁迅、周作人，不仅在当时成为时代领袖人物，而且一直深刻地影响着以后中国政治、思想、文化、学术的发展，影响所及，直到今天（世纪末）北大仍是中国国人心目中的“精神圣地”。李劼先生在最近发表的《北大的标新立异和清华的抱残守阙》一文里，指出：这“意味着学校直接成为整个社会及其历史趋势的指导者和发言人”，“当年主宰天下的权力和暴力，在学校与刊物这样的现代社会组织系统面前，丧失了（或许应说是‘部分地丧失了’——引者注）原有的主宰优势，从而不得不让主导地位落到现代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