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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个老伤口，可我的父母当然知道这是今天下午的一次严重破坏行动，他们怎能原谅我的愚蠢呢）；破坏了一辆玩具汽车，它已无法启动。

下午５点钟，我已再无东西可玩了，但离６点似乎还很远、很长。这６点，这茫茫宇宙中一个人为的钟点似乎漆黑难辨、永无尽头。

失望和疲惫减退了我折腾的热情。突然，我发现一个墙角落的黑色小铁筒。我一把将它拿在手里，打开一看，啊，好像一份我正期待的礼物从天而降，好像这礼物早已决定在这时来抚慰我失去自由的饥饿的心。是的，我好像是有一点饿了；是的，三个蛋糕在最后一刻才把我推向好玩或时间的高潮。

三个蛋糕静静地躺在对童年的我来说太幽深、太黑暗的筒底里，我的小手伸进这芬芳幽暗的筒子取出这三个蛋糕。我观看着它们美丽金黄的形状，闻着它们捂久了而一下集中散发开的面粉的醇香，然后一口一口慢慢地将这“美的幻象”逐一吃掉。吃，对儿童绝对是一种绝对的玩耍的形式，所吃之物理所当然就是玩具，而如何开始第一口，并怎样“不同凡响”地消灭它，都构成了弗洛伊德意义上那个奇妙的“口腔期”*。关于这一点我长大之后才明白，尤其是在我当上父亲之后才明白。但那时在我吃掉它们的同时，这个下午也满怀它丰富的梦幻色彩一寸一寸向６点钟倾斜。

房门打开了，母亲出现了。然而下午，接近黄昏的最后的下午，教训开始了。

“下午听话没有？”母亲问道。

我茫然不知所云，还沉浸在蛋糕的温暖里，也弄不懂这句话的道德意义。

“下午听话了没有？”母亲又问了一句，声音有一点不耐烦了。

这句话重复两次之后像一个符咒立即打断了我的“温暖”，我如梦初醒，赶快回答：“听话了的。”

“那好。”母亲边说边检查房间，梳子断了、茶几缺了、车不动了，更重要的是蛋糕居然被偷吃了。“你还说听话，你在说谎。”母亲突然大为生气。

我知道她最恨的人就是说谎的人，生平第一不能容忍的事也是说谎的事。而小时候，我在母亲眼里总是说谎，长大后朋友们又认为我诚实得过了头，这里面确实有些微妙。正好像小时候我们被反复训练成诚实的孩子，长大后又被引导着去说些善意的谎言。谎言本身是为了接近诚实，而诚实却只是另一个谎言。我甚至可以肯定地说，这个世界上最好的谎言莫过于诚实，反之亦然。

一、蛋糕（3）

母亲的脾气越发越大，她激烈的话语铿锵不绝，仿佛要把我当场淹没在她滚烫的热血里。她已承受不了她自身的伤心、痛苦、厌烦的加速度，她弯曲起她娟洁的食指猛烈地敲打我不听话的脑壳的四周。我糊涂的脑壳年仅６岁，它在热得令人窒息的“下午少女”的敲打下好像飞出了我的身体。这个下午，这个“不诚实”的孩子必须起点变化了。但“一般来说，内在的变化是不可能被跟踪的，如果这些变化还谈不上质变的话。有些变化在发生的时候，你自己往往是觉察不到的。”（布罗茨基）我并非专门去等待“质变”的到来，直到３３岁的某一天我突然写出了《教育》，“质变”的谜底才被揭穿。

变化从何开始，悲又从何而来，我到底错在哪里？我只感到害怕和愤怒（这也是我最早大致理解的词语）。害怕漂浮不定，愤怒却使我清楚地想到了“李逵”。上周末，我去书店，我看上了一本连环画，封面是手拿双板斧的水浒英雄李逵，他满脸胡须翘起、圆睁双目从遍布树林的山岗奔跑下来。我很喜欢这怒放的形象（因为他不像我，因为人总想成为他人），为不能立刻得到它而万分焦急直到晚上，直到第二个黎明。２５年后，这离奇的李逵又重新接上了童年的某一点，但已没有了“愤怒”。一个盛夏的下午，一位专为尸体化妆的老头在重庆观音岩一间低矮、潮湿的小酒馆里一边饮酒一边指着我说：“你是杨志，你这位朋友就是李逵。”酒意朦胧、词不达意，梁山泊、李逵、下午、一个朋友……

而这个偷吃了三个蛋糕的下午，尽管自责（由于害怕）会袭上心头，但同时一种对未来无名的反抗激情，对普遍下午的烦乱激情（不是吗？我尽了这么大的努力才完成的这个下午理应受到夸耀但却遭到敲打），对本已完美的事物百搬挑剔的激情也开始在我内心萌芽。我以离奇古怪的热情和勇气从此渴望迅速长大、迅速逃跑、迅速自由。

在另一个冬日的黄昏，我终于冲破了下午越燃越炽的教育，挣脱了我那日课式的千锤百炼的完美主义训练（我现在甚至以为这种训练